“五·七”干校，一个简练而深沉的称谓，其全名虽少为人知，却承载着“十年”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沉重记忆。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着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旗号，强行将党政军各级机关干部，以及科研、教育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下放至偏远地区进行集中劳动改造的场所。 回溯至1966年，当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领导与王震将军完成对广州军区的视察后，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应运而生。这份报告经由林彪之手转呈给了毛泽东，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与亲笔批示。因批示日期恰逢5月7日，故而被命名为“五·七”指示。 其中，“学生亦应如此，学习虽为主业，但亦需兼学他技，不仅限于文学，工农军皆应涉猎，同时批判资产阶级。学制宜短，教育需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中的统治地位，绝不可再续。”这段文字，作为“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成为了全国各地中小学课本封二或封三上不可或缺的内容，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心中。 既然是为了改造，那么五七干校自然不能如同各级党校那般，坐落于城市中心繁华地带，享受着花园式的校园环境。相反，它们多被置于偏远、荒凉、贫困的农村地区，前往干校的人员被统一称为“学员”。无论其资历深浅、职位高低，一旦被送入干校，便都化身为“五七战士”，听起来似乎还保留了一丝人的尊严，实则不然。 他们的生活被军事化，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喊口号，唱响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日复一日，数次集体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还需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无非是那些“劳其筋骨”的体力劳动：耕种、挑粪、养猪、烹饪、挑水、打井、建房……一切自给自足。 许多人因不堪重负，被沉重的劳动折磨得疾病缠身，甚至丧失生命。美术家朱宣咸，便以自身亲历为素材，创作了木刻版画作品《五七干校的夜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五七干校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干校的劳动生活异常艰苦。初到时，那里几乎一无所有，房屋需自建，湖泊需自围，田地需自开。六千余名“五七战士”在这里白手起家，他们修建桥梁、筑造堤坝、挖掘煤炭、爆破石头、烧制石灰、烧制砖瓦、种植蔬菜、饲养牛羊鸡鸭，最终盖起了一排排平房，围湖造田近两千亩（其中水田一千六百亩），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实现了粮、油、肉、菜的“四自给”。他们的成功经验，还曾两次在中央国家机关召开的干校工作会议上被介绍推广。 遵循“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力图实现各业兼营、自给自足，并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干部学员既能做工又能务农，一专多能。粮食要自己种，房子要自己盖，凡事都力求亲力亲为。然而，这实际上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违背了专业分工日益细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做法，必然导致高昂的成本和代价，却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以盖房子为例，干部学员大多是门外汉，让他们去干，不仅耗费大量工时、体力和时间，而且质量难以保证。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何西来感慨万千：“我们这些人哪会盖房？盖的房子哪能不漏？一到下雨，房子里都拉起塑料布，五颜六色。” 后来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副书记兼副团长的于川，在回忆起红艺五七干校时也说：“干打垒费了不少木料，全是人工夯出来的。夯的土墙并不见得多好，投资比砌砖墙还贵。盖了一百多开间的平房，屋顶是石棉瓦的，很沉，土墙根本承受不了。房子一塌，我们可能就会被埋在里面……下大雨时，屋里就完全被水泡着。我们三、四连的就住这种干打垒的房，后来我们都不敢住了。” 曾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一位干部也回忆道：“我们炼制的红砖、红瓦，如果把全连的各项开支以及全连人员（有不少是局、处级干部）的工资都计算进去，其成本可能是全世界最昂贵的。这还不算人才的浪费和事业的荒废。五七干校是‘十年’的产物，严重的得不偿失……顺便说一句，我们生产的砖瓦远远不足建校的需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购来的。” 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其一，关于五七干校产生和兴办的原因，目前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五七干校的产生与“五·七”指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已有的研究往往对此浅尝辄止，甚至有的研究者将“五·七”指示仅仅视为一封普通的信。因此，加强五七干校产生和兴办原因的研究。 其二，对全国五七干校变迁历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贺黎、杨健与郑风的划分方法均存在一个共同错误，即将五七干校停办的时间都定在1976年，这与事实存在较大出入。因此，有必要对五七干校从1968年创办到1979年停办的全部历史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梳理。 其三，在评价五七干校的问题上，已有的研究还显得相当简略和粗糙。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有必要系统地研究五七干校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