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中,有不少官员在政治斗争中骑墙,成了有名的两面派。这些官员在新党得势时加入新党,旧党掌权时投靠旧党,将个人的官声和节操搞的稀碎。这样的墙头草官员有的受到新旧两党的共同打击,也有的青云直上,甚至成了朝廷的执政大臣。本文要讲的蔡京和曾布都是这场党争中的两面派,而且都有着背叛新党的劣迹。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宋哲宗赵煦亲政,新党领袖章惇出任宰相的绍圣年间,却又以新党官员的身份回到朝廷。对于这样的两位大臣,章惇却给予了不同的政治态度,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在党同伐异的大背景下,曾布和蔡京这样的党内叛徒,按理说是应该受到严重惩罚的。宋哲宗赵煦并非新党中人,他对这两人宽宥一些,倒还可以理解,但章惇对他们的态度就有些匪夷所思了。章惇作为新党领袖,又是当时朝廷独一无二的宰相,对于这些有劣迹的新党旧人,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但他却对两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重用蔡京,让其参与了很多打击旧党和恢复新法的工作,为其以后成为宰相奠定了基础。对于曾布却将其作为政敌,在整个赵煦执政时期争斗不休,直到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才结束。
为什么对于两个新党叛徒,章惇会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呢?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得两人的履历说起。曾布在新党中的资历比章惇还要老,在文坛中地位也比章惇高。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与曾巩、苏轼等名家一起考中进士。那次科举中章惇也考中的进士,但因为其侄子是状元,所以一怒之下放弃进士成绩,两年后再考了第二回。因此曾布比章惇先进入官场,资历也更加的深厚。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曾布被调到东京汴梁城为官。因为受到王安石的推荐,得以上书言事,畅谈自己改革的措施,于是得到了王安石的器重。
由于有这两个履历,曾布一直被认为是新党的元老人物,而章惇则被认为是和蔡确齐名的新党第二代领袖。当时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宋神宗重用曾布,三天之内发了五封诏书升其官职。于是曾布像坐了火箭一样,从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升任到了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
由于王安石变法之初的核心机关是司农寺,所以曾布被认为是王安石的心腹,当时变法派的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王安石和吕惠卿。王安石变法全面推开后,曾布和吕惠卿主持开创了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法,于是升任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的要职。
从当时的情况看,曾布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地位可比副宰相,正式拜相是早晚的事。然而好景不长,新法的推广触犯了保守派旧党的利益,于是以韩琦为首的保守势力开始发起反击。而新党在应对政敌攻击时也出现了差池,其中内部矛盾最大的是关于市易法的实施细节。在实施过程中,曾布认为王安石和吕惠卿以官府命令先期收购货物的政策错误,并且抨击其官府兼并势力,因此发生了内讧。这次内讧中,曾布的表现被王安石认为是对新法的背叛,于是受到了吕惠卿的弹劾,不久之后他便被罢官外放。
蔡京的资历比曾布浅多了,他是熙宁年间的进士,在地方做官有所成绩,所以被宋神宗调入中枢出任起居郎。后来他因为出使辽国有功,被升任中书舍人。当时和他一起考中进士的弟弟蔡卞已经是中书舍人了,于是有了两兄弟一起起草诏书的佳话。元丰改制后,蔡京出任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成为新党第二代的重要官员之一,而当时的新党领袖就是蔡确和章惇。宋神宗英年早逝后,新旧两党围绕皇位的拥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蔡京附会宰相蔡确用各种手段阻止旧党起复,最终以失败而结束。
由于刚即位的宋哲宗赵煦年仅九岁,没有能力掌握国家朝政,于是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高滔滔是旧党的后台,她掌握大权后大肆启用旧党官员,召回了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开启了新一轮的新旧党争。司马光当了宰相后第一个事情就是废除新法,其中第一项是王安石时期的雇役法。当时很多旧党官员都认为时间太紧,司马光搞得太急,新党官员更是强烈反对。蔡京果断转向,厚颜无耻的投靠了司马光,在第一时间将开封府上下的辖区内废除了雇役法,实行宋仁宗时期的差役法。
因为这个操作,蔡京成为元祐年间背叛新党的第一人,受到了新党官员的抨击。也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司马光的认可,甚至想要给他升官。但蔡京背叛同僚的行为让旧党官员非常不齿,于是遭到旧党的弹劾。司马光并没有保护蔡京,眼睁睁的看着他被贬官外放。
太皇太后高滔滔去世后,宋哲宗赵煦亲政,召回新党排斥旧党,开始了恢复新法的过程。章惇作为新党领袖出任宰相,而蔡京和曾布也作为新党要员被召回了朝廷。曾布先出任翰林学士,后来升为承旨兼侍读,拜同知枢密院,又进官为知枢密院事,在朝廷中的地位堪比宰相。
蔡京回到朝廷后先是代理户部尚书,协助章惇恢复熙宁和元丰年间的新法。后来他又出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并得到章惇的推荐参加打击迫害旧党前宰相刘挚等人同文馆之狱。与此同时蔡京的弟弟蔡卞也回到了朝廷,出任尚书左丞,也就是四位副宰相之一。当时朝廷中只有章惇一位宰相,四位副宰相中三位空缺,所以蔡卞实际上是政务上的二把手。章惇非常重用蔡京兄弟,所有与恢复新法相关的政策都与他们商议。因此蔡氏兄弟在朝中风头一是无俩,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嫉妒,其中之一便知枢密院事曾布。
从两人的入朝做官、背叛新党、罢官外放,到回到朝廷,继续掌权的过程来看,他们既有相似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前文分析过,曾布背叛王安石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和吕惠卿争权。由于吕惠卿是市易法的起草人,所以曾布拿市易法开刀,却打乱了王安石的布置,最终被赶出了朝廷。从这点看,曾布显然是为了私利敢于向同僚动手的人,这种人不得不防范,章惇对其不信任是理所应当的。宋哲宗赵煦显然也对此有所感知,所以他让曾布掌控枢密院,而不是去政事堂与章惇争权,这也是防止两人内讧,让旧党得利。
蔡京与曾布不同,他背叛新党并不是主动,而是在政治背景大变之下被动的选择。虽然都是背叛,他投靠司马光更容易被人宽容,所以章惇并没有怪罪他,反而更加的重用他。章惇看重的是蔡京两排面的油滑,八面玲珑的关系,可以团结更多的旧党温和派官员,以减轻恢复新法的阻力。因此从两人背叛新党的细节上看,章惇更接受蔡京,而对曾布严加防范。这也造成了在绍圣年间章惇和曾布的各种矛盾,两人争斗不休,一直延续到宋徽宗赵佶即位后。赵佶登基后罢免了章惇,让曾布当宰相,这场斗争才结束。
除了背叛的出发点不同外,曾布和蔡京的背景也有很大的原因。章惇虽然是豪门望族出身,但因为是父亲和岳母偷情所生,所以一直背负着耻辱,在家族中也不被人理解,实际上是没有政治后台。他在背景和资历上都远不如曾布,如果不排挤曾布,曾布就可能以资历凌驾在他之上,让他的宰相坐不稳。
与曾布带来的威胁不同,蔡京对章惇并没有威胁。蔡京的出身和资历是不如章惇的,这一点章惇丝毫不用担心。而且蔡京又一个好弟弟,拉拢了蔡京就等于拉拢了蔡卞,这对于章惇领袖新党很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蔡卞的身份不一般,他是王安石的女婿,是王安石经义的继承人。
新党内部与旧党内部近似,都是各种山头林立的。但与旧党各派纷纷抢夺司马光的道统不同,新党对王安石的认可非常统一。不管是新党哪个派系,都把王安石当作圣人。由于王安石之子王雱英年早逝,所以蔡卞作为女婿就成了其政治遗产的继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拉拢了蔡卞,就能够得到新党绝大多数官员的支持,也就可以控制住朝廷大局。章惇想要独霸朝政,拥有新党全方位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不能与蔡氏兄弟闹翻。虽然蔡京与蔡卞本身也不和,但在外人眼里蔡氏兄弟总是一体的,比曾布这个向同僚下手的人可信。
因此在政治上的选择方面,章惇大肆提拔蔡氏兄弟,既能获得新党各方面的支持,又削弱了曾布对自己的优势。曾布自然对此不服,各种地方排挤和打击蔡氏兄弟,于是正中了章惇的下怀。曾布越是排挤蔡京,章惇越是提拔蔡京。只要蔡氏兄弟在,曾布就无法绕过当初背叛王安石的黑历史,就替代不了章惇在新党和朝廷中的地位。可以说这种高明的政治斗争的手段限制了曾布在朝廷的力量,让他无法挑战新党领袖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章惇在政治斗争方面的高明,远比曾布出色,但曾布的道德水平则比章惇更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