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年，无非是三种看法：一是认为一无是处，应全盘否定；二是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功大于过（或者说动机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只是方法上不妥）；三是认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得不偿失。大家普遍认为第三种看法比较客观。 客观地讲，十年确实不能说一无是处。例如“两弹一星”中，有一弹（氢弹）和一星（人造卫星）就是在文革中成功爆炸和上天的。又比如，1976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5年增加了47 %，1976年原油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通车，杂交水稻育成推广，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邀请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国际环境。这些成绩都是在十年期间取得的，不应该抹杀。 而浩然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个作家，所以他的作品和时代有关。在《苍生》这部作品中，“社会主义新人”、“新时期新人”与“旧式农民”三者之间的纠葛构成了复杂而深刻的矛盾网络。以邱志国为代表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其堕落轨迹令人扼腕，而作为作品中一条潜流涌动的暗线，“红旗大队”的持续活跃，则巧妙地透露出作者对合作化道路及“社会主义新人”既存的否定情绪与难以割舍的情愫。 小说中，主人公田保根目睹“红旗大队”的繁荣景象，不禁将其与田家庄的现状进行对比，他感慨道：“红旗大队的做法确实高明，改革就是要开拓经济，发展生产力。而我们田家庄，不注重开拓与发展，反而将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那点微薄基业，进行了一次大瓜分、大抢夺。有权有势者多分多抢，肥肉尽收；无权无势者只能分得一碗清汤寡水。抢到肥肉的人紧紧抱住啃食，不舍放手，直至啃净；而那些只得到一碗清汤的老百姓，则成了四分五裂、人心惶惶的散沙，如同盲人摸象，四处碰壁……” 然而，小说的笔触并未止步于简单的比较，它并未如《艳阳天》、《金光大道》那般，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来明确判定哪条道路是正确的。相反，对于“红旗大队”在新时期依然坚持“集体化”道路的选择，小说在政策层面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辩护：“自然，也有人吹毛求疵，但老队长不为所动。他坚守一条原则：上级号召搞活经济，鼓励多样化，并未限定只能走一条路。我们并未违背什么！” 面对文艺界的新动向，浩然在言论上虽表现出有限的抵制，但在思想与行为上却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与自我反省。他坦言：“归根结底，我要感谢他们。他们的当头棒喝，虽是无心插柳，却让我猛然清醒。”“我意识到，按部就班已不再可行。……我努力解放自己的思想，不敢僵化守旧，停滞不前。” 于是，他带上行李，回到了他的“生活根据地”，与那里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一同“反省过去，思考未来”。他个人而言，这是一次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与自我的过程。通过这样的重新认识，他决心坚持过去做对的事，毫不犹豫地改正错误，学习新的、正确的做法。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山水情》，正是这场“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即“四个重新认识”的首个成果。 在《浩然选集·自序》中，浩然自述：“我开始了新的奋斗。我决心通过扎实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探索未来的道路，以达到重新认识社会，为自己开拓一个创作新阶段的目的。这期间，我着手做了三件具体的事： 首先，回到生活基地，与老房东和基层干部一起‘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用今天提高的思想水准，重新评价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农村生活，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丰富新鲜的农村生活体验。 第二，广泛阅读世界名著，拓宽艺术视野，用以比较我国的创作现状，作为重新认识文学的参考。 第三，逐字审阅自己出版的作品，结合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重新认识，默默评价自己的创作历程，力求自知自明，让步伐更加坚定，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这期间，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我尽力保持头脑清醒，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割舍不正确的；既不让自己僵化，也不随风摇摆。” 《浮云》、《老人和树》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以及《山水情》对“极左”思潮的抨击，都是在整个社会进行历史回顾与反省，全党全民开始觉悟并全面改革之后诞生的作品。以这三部小说为标志，浩然迈入了自己文学道路的转折期与自我修正期。 在风雨如晦的多事之秋，当众人的声音都已沉寂，他仍用旧的旋律勉力歌唱。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手，当这一文学形态被推向“左”的极端时，承传旧制的重任、起死回生的奢望、虚假颂扬的任务都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实在是不堪重负。由于种种内外复杂原因，他写出了，或者说是不得不写出了像《西沙儿女》、《百花川》这样的文学赝品。浩然的悲剧，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