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发表的“两个假如”言论，实际上是“两个质疑”：一是质疑当代中国社会不团结，贼喊捉贼，甩锅党和政府。二是质疑改革开放只带来了物质文明，没有带来精神文明，否定改革开放时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其实在当代中国制造社会对立与分裂，破坏人民团结与凝聚的主要势力就是以司马南等人为代表的“极左分子”。 三年多来， 在司马南等“极左”代表性人物煽动与引导下，“极左分子”发表各种“极左思想”言论，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已经将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阵营： 一个是支持党和政府改革开放，反对“极左思想”与“极左分子”的“改革派”（或称之为“中间派”）阵营； 一个是反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路线及政策，反对党的历史决议的“极左分子”阵营。 司马南发表“六个馒头论”后，“极左分子”开始攻击与诋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诬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分田单干”，解决中国吃饱饭问题的不是由于“分田单干”，而是“兴修水利、改良种子与使用化肥的功劳”、“分田单干破坏了农村集体经济”、“分田单干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等等。 司马南发表质疑民营经济“56789”的贡献数据，以及贬低支持民营企业家的人为“店小二”言论后，“极左分子”们开始攻击与诋毁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诬称发展民营经济是“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民营企业家都是“黑心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产生了新兴资本家”，“重新出现了剥削工人现象”等等。 司马南发表质疑柳传志“侵吞与私分国有资产”言论后，“极左分子”们开始攻击与诋毁国企改革与股份制改造。诬称推行国企改革与股份制改造“将国企私有化”、“破坏了公有制经济”、“导致了工人下岗与失业”、“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司马南与昆仑策研究院的一些“极左”大咖发表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言论后，“极左分子”们开始攻击与诋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诬称市场经济“导致了腐败现象产生”、“导致了社会道德沦丧”、“导致了两极分化”等等。 司马南与昆仑策研究院的一些“极左”大咖发表质疑引进外资与对外开放言论后，“极左分子”们开始攻击诋毁引进外资与对外开放。诬称引进外资与对外开放“让外国资本垄断了中国市场”、“中国被殖民化”、“破坏了中国民族经济”、“欺诈中国消费者”等等。 司马南与昆仑策研究院的一些“极左”大咖发表掩盖前三十年“左倾思想”错误历史的言论后，“极左分子”们开始攻击诋毁党的历史决议，要求重新评价“文革”，重新评价前三十年，谎称“文革”是正确的，前三十年是“风清气正与没有腐败的年代”。并为江青、张春桥等“极左分子”歌功颂德，为前三十年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扩大化”、“三年经济困难”等“左倾思想”错误历史翻案正名等等。 司马南与昆仑策研究院的一些“极左”大咖发表“改错了再改回去”与“拨乱反正”等言论后，“极左分子”们开始要求党中央出台新的历史决议“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进行拨乱反正”、“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复辟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与修正主义分子”等等。 “极左分子”的上述言论与行为，让原本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致搞改革的中国社会出现分裂与对立，并出现了两种声音与立场： 一种声音与立场是支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支持党的历史决议，反对“极左思想”及言论，反对重回僵化保守的“左倾思想”老路； 一个声音与立场是反对继续改革开放，反对党的历史决议，要求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左倾思想”路线。 三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破坏中国社会团结的不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党的历史决议的人，而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党的历史决议的“极左分子”们。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大力提倡与弘扬，社会文明意识大大提高，文化建设与文明创建活动成就辉煌，等等。 但是，司马南对改革开放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却视而不见，全盘否定。他一心一意想回到前三十年的“精神文明”社会，其实是怀念前三十年的“左倾思想”路线，怀念“激情燃烧”的“文化大革命”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