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史料证实，在"十年"中，坚决反对“极左"路线的是就是周总理。1966年10月，杂志发表了《在正确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其中提出了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总理知道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并专门表态。他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在接见群众代表时，周总理又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十年"中，率先明确提出不同意的意见，这是第一次。 而周总理在1972年至1973年所进行的整顿，影响十分深远。第一，"十年"中，是周总理第一个提出了整顿的方针。这说明他已经正式表达了自己对"十年运动"抵制和抗争的态度。第二，周总理进行整顿的努力，激发了人们抵制"十年运动"错误的勇气，改变了党内正确力量同"左"的势力的力量对比。第三，周总理进行整顿的努力，为1975年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19年，周恩来投身五四运动，从此将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1924年，他学成归国，彼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而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对中国虎视眈眈。1927年，周恩来领导了武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1931年，他与朱德并肩作战，指挥人民军队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他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出发时，他的行囊简陋至极，仅有两条毯子、一条床单和几件换洗衣物。长征路上，粮食匮乏，周恩来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啃树皮、嚼皮带、食野草、咽青稞，饮冰水度日。在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时，他身着单薄，衣物上补丁累累，却毫无怨言。抗日战争时期，他常驻环境恶劣的重庆，办公与住宿合而为一，布置朴素至极。他常言：“为抗日胜利，我们需节约每一铜板，全力支援前线。” 共产党执政前，中国饱受内忧外患之苦；执政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但鉴于资源匮乏、资金短缺，勤俭节约成为了必然选择。周恩来作为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全国人民勤俭建国，树立了勤俭节约的光辉典范。 周恩来的勤俭节约，在衣食住行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衣物总是缝缝补补，补丁成为了他衣物的独特标志。他常说：“旧衣尚可穿，何必浪费新。”在饮食上，他从不搞特殊，与大家同吃同住，餐桌上最常见的是白菜、萝卜等家常菜。他的住所是一间简陋的老式平房，墙壁斑驳、柱子油漆剥落、门窗纸糊、地面方砖，阴暗潮湿。尽管如此，他却坚决拒绝修整住房的要求。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更是身先士卒，与人民群众共克时艰。他以自己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一直保持着极低的饮食标准，两菜一汤，杂粮常伴。外出视察时，他常与当地群众共饮小米粥、啃窝头、吃红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主动将自己的口粮由每月28斤减至15斤，妻子邓颖超的口粮也降到了13斤。周恩来的侄儿周保章曾到西花厅做客，亲眼目睹了两位老人吃着玉米面窝窝头的情景。管理周恩来日常生活的同志见他工作繁重，经常熬夜，担心这样的饮食会影响他的健康。于是，他们尝试将一小截香肠剁碎拌入青菜中烧煮，以为这样不会被发现。然而，周恩来在吃第二口时就察觉到了。他深情而严肃地对做饭的同志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现今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困苦，我作为人民公仆，理应与人民同甘共苦。” 周恩来长期负责和领导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统战工作的主帅。从黄埔军校的创立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国统区的斗争到重庆谈判，从全国政协的成立到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热切期盼，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智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是我们党的统战方针，也是周恩来领导统战工作的哲学概括。 他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上的共识，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在各界人士中树立了赤诚相见、和衷共济的典范。在各种斗争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同时又灵活运用策略，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方法，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运用自如。在与人交往中，他胸怀博大，善于协调，顾全大局，这种真挚待人的高尚品格赢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赖和敬重。 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直至终身，都恪守着他那无欲无私的名利观。这种名利观并非对名与利的绝对否定，而是以“求名应求万世名，计利当计天下利”为特质的无产阶级名利观。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在《论名誉》一文中写道：一个人应珍惜名誉，将其视为“人生第二生命”，但绝不能存有“邀名之心”，而应以正义为衡量标准。他愤慨地说：“那些只知追求名誉和利益的人，整日只谋名誉而不顾实事，虚名盗世，眩世眩俗，淆乱风气，实乃名誉之罪人。”他一生都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