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明朝末年吴桥兵变的历史都感觉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感叹明朝不亡都没天理，孔有德一个堂堂三品参将面对一个文官家的奴仆居然要卑躬屈膝被逼到跪地磕头祈求。 1583年，努尔哈赤利用其祖父与父亲留下的十三副铠甲，宣告在辽东地区起兵。 此时的努尔哈赤并未表现出对明朝的敌意，而明朝官员李成梁对其采取了宽容态度，努尔哈赤得以稳固及扩展其势力，逐渐统一了建州、海西、东海等不同女真部落。 随着时间推移，努尔哈赤的权力进一步增强。到了1616年，他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了以“大金”为国号的政权。尽管如此，明朝在接下来的几年仍未对努尔哈赤的崛起给予足够的重视。 到了1618年，努尔哈赤公开表达了对明朝的不满，宣读了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并在随后不久攻占了抚顺、清河等关键地区。 这一行动最终引起了明朝的警觉，万历皇帝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为此，明朝于1619年动员了一支20万人的大军，并联合叶赫部和朝鲜军队，分四路进军辽东。 然而，这一战役并不顺利。努尔哈赤在萨尔浒战役中利用其兵力优势，成功全歼了明军的三路大军。仅有的幸存军队是由于行动迟缓而未遭受攻击的李如柏部。 明军在这次战役后的战略地位由进攻转为防御，随后辽阳、沈阳、广宁等地相继失陷，整个辽东地区几乎完全落入后金手中。 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由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上台后，大力推行改革，重用汉官，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加强了国力。1631年，皇太极围困了明将祖大寿于大凌河城。 八月，孙元化面对大凌城的围困局面，接到了朝廷的增援命令。他迅速派遣孔有德率领八百骑兵赶赴前线。 然而，孔有德部队行至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吴桥时，遭遇了恶劣的雨雪天气，粮草补给也陷入了困境。 孔有德决定在吴桥暂停前进，本以此为借口以等待大凌城的失守再返回登州。 此时，刘兴治在东江镇内部发动叛乱，原因要追溯到几个月前毛文龙被杀的混乱局面。 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失去控制权后，军心已经不稳的皮岛驻军陷入了更深的动荡。 刘兴治借此机会杀害了副将陈继盛，并迅速排挤了毛文龙的旧部，包括孔有德和耿仲明。两人实力不敌刘兴治，被迫逃往登州。 孙元化在辽东时期了解了当地情况，分别任命孔有德和耿仲明为骑兵参将和游击参将，并教授他们制造和使用西洋红衣大炮的技巧。 此时，孔有德带队驻扎在吴桥，当地商户关闭店铺，导致食物短缺。 一场关于抢夺一只鸡的冲突让孔有德处罚了一名士兵，士兵羞愤自尽，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孔有德不在驻地时，其部下李九成面对部队纪律散漫和挪用公款的情况，心生畏罪，于是与儿子一起策动了哗变。 孔有德归来后，发现情况已无法挽回，只能被迫参与。李九成此后纵兵劫掠，连连攻陷陵县、临邑、商河等地。 当孔有德带领叛军兵临城下时，孙元化本意收留叛军，命令停战，但战况已是一发不可收拾。 张可大见状率兵冲击叛军，最终战场混乱中，孔有德在夜晚伺机攻城，竟不战而胜地夺取了登州。 孙元化在接到城破的消息时，本想自尽，却被孔有德阻止，表示不会加害于他。 孔有德继续扩大势力，攻陷了黄县和平度城，随后集中兵力围攻莱州城。面对朝廷派出的援军缓慢前进，孔有德借机加强攻势，导致城内守军陷入困境。 崇祯五年（1632年）元旦，皇太极根据礼部参政李伯龙的建议，废除了自继位以来的旧制，不再与三大贝勒共同南面而坐治国，而是改为自己独坐面南。 皇太极虽然继位后大力重用汉人，并对蒙古实施怀柔政策，但对满人却持高压态度。 他通过多种手段消除了三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和代善的势力，如借阿敏放弃永平四城之机及莽古尔泰酒后威胁大汗之事，最终将二人致死。 然而，转战西北，洪承畴的军事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崇祯帝任命陈奇瑜为延绥巡抚，以填补三边剿灭农民军的战略空白。 陈奇瑜上任后迅速布置战事，成功擒杀农民军首领金翅鹏和一条龙，并进攻延水关。 面对险峻的大山和汹涌的黄河，陈奇瑜巧妙利用当地向导的帮助，采用秘密夜袭的策略，将农民军首领钻天哨和开山斧等人在不觉中消灭。 一支由千余名部下组成的农民军，试图抢占关口，却被陈奇瑜趁势击败。 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朝廷急速提升了陈奇瑜为兵部侍郎，扩大了他的指挥权，包括豫、晋、陕、川、湖五省军务。 同时，老将卢象升因其严酷的军事手腕被调至重要战区郧阳，与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巡抚共同围剿农民军。 农民军在高迎祥和李自成的带领下继续劫掠，从湖广进入四川，直接攻陷夔州。在农民军四处扩张的同时，朝廷中也有官员批评陈奇瑜的误判。 崇祯帝对此深感失误，下令逮捕有关官员，并急需重整军事战略以应对不断扩大的农民起义。 参考资料：[1]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J].历史研究,2009,(05):65-86+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