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来源：中国青年网《杨振宁反对建超大对撞机 中科院专家反驳：机遇难得》） 2016年，关于中国是否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争论在科学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风暴。这场争论不仅仅涉及巨额的资金投入，还牵动着中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对于这样一项耗资巨大的科学项目，站在两端的却是两位举足轻重的科学人物——杨振宁和王贻芳。 两位科学巨匠，一个主张谨慎，一个呼吁冒险，他们的立场鲜明而坚定，而背后却是不同的逻辑与视角。 粒子对撞机在高能物理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项技术通过粒子在接近光速下的碰撞，帮助科学家们探索物质的最基本组成部分，甚至有望揭示宇宙诞生的奥秘。 对于中国来说，这样一个项目不仅仅是一个科研设备，更是一张通往全球科技前沿的船票。王贻芳相信，这样的设备将使中国在粒子物理领域抢占先机，甚至在国际科技界占据一席之地。尽管这一领域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果，但长远来看，它的潜在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追赶国际科技水平，而粒子对撞机的建成，或许能让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然而建设一台大型粒子对撞机的成本是巨大的，保守估计至少需要几百亿人民币，这一庞大的数字无疑让国家的财政资源捉襟见肘。 王贻芳主张，这笔投入是值得的，建设粒子对撞机将吸引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来华合作，增强中国在国际科研舞台上的影响力，并且一旦建成，它将为未来的高能物理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但另一位同样资深的科学家杨振宁却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在杨振宁看来，2000亿的投入不但过于庞大，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杨振宁曾强调，高能物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粒子对撞实验大多是在验证前人的理论，而不再是开辟全新领域的“突破口”。并且质疑中国即便投入巨资建成对撞机，能否得到预期的科研成果还未可知。在当时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科研力量相对薄弱，缺乏顶尖的学者和科研团队，即使建成了，也可能不得不依赖于欧美科学家的技术支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科研主导权仍将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更重要的是，杨振宁认为，这笔巨额投资与其投向一个前景尚不明朗的项目，不如投入到中国最为迫切的领域——基础教育上。 对于一位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的科学家来说，杨振宁深知基础教育对于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基础教育，培养出一大批有创造力和思维深度的本土科学家，才能为未来的科技突破奠定根基。相比一台耗资巨大的对撞机，杨振宁更看重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科学家，而非短期内难以预测成果的实验设备。 两位科学家各自的立场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发展策略。一方强调长远的科学利益与国际影响力，一方则谨慎面对巨额投入的风险，主张扎实打牢基础。这样的分歧让整个科学界为之震动。要建造对撞机，意味着中国将投入巨大的科研和财政资源，而这也必然导致其他科技项目的资金被挤压。 随着讨论的深入，政府开始逐步介入，并邀请了16位物理学家参与投票，决议是否建设这台对撞机。这场投票的过程充满了悬念，一开始双方各占五票，平分秋色。最终杨振宁选择了反对，计划就此搁浅。这一决定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王贻芳，他认为这是中国科学的一个巨大损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毁了中国科学的未来”。 事实真的如此吗？ 对撞机的建设不仅仅是一次科技投资，还涉及国家整体科研策略的调整。在杨振宁的倡导下，政府决定优先将资源投入基础教育和人才培养上，这样的策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展现了它的成效。 随着基础学科的不断强化，中国在数理化等领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科研人才，并且逐步在全球科学界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对撞机的建设被搁置，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基础教育的扎实投入，成为了支撑国家科技腾飞的坚实基石。 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坚持建造对撞机的国家，收效却并不显著。 高能物理领域并没有迎来预期中的突破，反而因为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导致其他科研领域的资源被挤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杨振宁的预判。面对巨额科研投资，如何平衡长远利益与现实需求，是每个国家在科技发展中都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杨振宁和王贻芳，两位科学家都出于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责任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分歧并不代表谁对谁错，而是反映了在不同阶段的国家发展中，面对相同的挑战，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解决途径。 这场关于对撞机的争论，虽然在2016年告一段落，但它留给中国科技界的思考远未结束。 如何在科技发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和方向，仍是中国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