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弟弟少年时代便成了忧郁症患者。 1899年的春天，比以往的迟了一些。 然而对于鲁迅弟弟来讲却有了一个颇为成熟又很不现实的幻想。 这边他只有15岁，春天的绍兴自然是美的，他和母亲及弟弟周建人去扫墓，“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衫枝带雨”，这一路美的很是感慨，同时又写出不该是少年才有的感触和文笔的超逸之美。这天在日记中写到：“倘得筑以茅屋三椽，环以萝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意，而吾将终老乎？” 这段话可能发自内心的独白，渴望山水之美的他，小小年纪又希望隐居至于终老。 其实仔细看他前两年的遭遇便不难理解了，这绝非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感慨。两年前也就是1896年，这年周作人刚好13岁，祖父由于科场案坐牢，但是依旧可以享受些特殊的待遇，比如可以有家人前去照料。由于此前陪伴的人去了南京，于是这份任务就交给了周作人来做，此后周作人和祖父的小妾潘姨太一起租住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照料一次祖父，虽然制作人算不得吃牢饭，但是这段生活对他以后的人生总是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在多年后，他还对此耿耿的回忆：“那时环境总是太黯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 然而此时他心中依旧还有着对“蔷薇梦”的幻想。 这段经历对于周作性格形成来说很是重要，以至于后来与鲁迅朋友们在一起时，由于看到人多便有些惶恐，别人以为他这是清高，其实按照现在的性格术语就是社恐。 对于这种性格形成，除了家境的变故外，文化学习也是很有影响的，比如他小时候读《诗经》每当读到诸如《唐风•山有枢》，便“辄不禁愀然不乐，顿起身世之感。” 忧郁占据了他青少年的大部分时光，这对于他来讲实在是一种很不美好的体验。 当然这种体会，鲁迅更是深刻，以至于久久不能释怀。作为家中长子，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在《呐喊》中还不忘喊出：“有谁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以及“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个时候叫我来背书。”鲁迅所说的“那个时候”就是他的父亲不知怎的突然就吐起狂血来。“他坐在后房间的北窗下，血就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 我想这大概是作为父亲无论如何的被绝症折磨也不忘让自己的儿子出人头地的最后希望。我想兄弟俩的忧郁大概都来自于家族突然的没落和丧父之痛。 这种忧郁，对于兄弟俩一人一份，直至终生，可惜最终二人的决绝，使得我们终究不能窥见兄弟彼此内心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