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刘峙的办公室主任郭一予，装扮成难民想逃出包围圈，邱清泉得知后大骂：“亏他还是黄埔一期的，我真想一枪毙了他。”

12月6日中午，陈官庄包围圈内的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这三个兵团司令官，下达了傍晚突围的命令，让回去后各自准备。

会后没多久，李弥给杜聿明打来电话说：“杜主任，我刚派人搜索了一下，口子扎的很严，恐怕突围不易。”

杜聿明刚接完李弥的电话，邱清泉的电话也打了过来：“上午至今的攻击毫无进展，突围的话重武器就要丢弃，这是自寻毁灭。”

见杜聿明在电话那头不吭声，邱清泉又说：“陈诚又被老头子起用了，当了台湾的省主席，我看用不了多久，老头子还会让陈矮子主持军事。我们第五军系统的，本就不受陈矮子待见，突围丢了大部队，回去后恐怕会被算账的。”

杜聿明见三个兵团司令官，有两个都不愿突围，只得放弃原定计划，并让参谋长舒适存通知孙元良。

到了傍晚，舒适存不仅未能联系上孙元良，反而发觉十六兵团自行突围了。由于孙元良下令关闭电台，剪断电话线，兵团各部以团为单位“分股突围”，杜聿明想制止十六兵团的行动，却无从下手。

邱清泉、李弥得知孙元良擅自行动后，大为恼火，不仅不相助，反而下令前线阵地的官兵，以火力阻截十六兵团官兵。

在解放军和陈官庄包围圈“友军”的前后夹击下，十六兵团在一夜之间覆灭，四万多官兵中，除跟着孙元良逃出的几千人，突围不成原路返回被邱清泉、李弥趁机吞并的一万余人外，其余都被解放军歼灭。

孙元良兵团覆灭后，邱清泉的话语权大增，为了便于指挥，杜聿明将指挥所搬到一个大院中，将指挥所和第二兵团部合署办公。杜聿明这个操作，使得他时刻处在邱清泉的监视中，到覆灭前夕，即便有投诚的想法，也是难以实行。

跟着杜聿明集团一同行动的徐州“剿总”办公室主任郭一予，在得知杜聿明临时取消了突围计划后，牢骚满腹，他认为若在6日夜，三个兵团一同突围，至不济也能跑掉近一半人，他或许也就趁乱走脱了。

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杜聿明撤离徐州前几天，飞逃去了蚌埠。刘峙离开前，叮嘱郭一予，让他跟随杜聿明行动，行使“剿总”的权力，并承诺事后推荐他担任“剿总”副总司令。

郭一予追随刘峙多年，刘峙在重庆当卫戍总司令时，他就是卫戍司令部的办公室主任。郭一予被刘峙的“承诺”所诱惑，兴冲冲的留了下来。

离开徐州时，郭一予拉着几个亲信，带着女秘书，坐着刘峙的座车一路招摇。途中，座车车胎爆裂，郭一予见解放军追赶的急，也顾不上寻找轮胎，搭乘其他车辆逃离。

解放军首长在得知缴获了刘峙的座车后，一度以为刘峙也被包围在了陈官庄，后来才得知是场乌龙。

郭一予在包围圈内，时而大骂刘峙，说骗他去当炮灰；时而埋怨杜聿明、邱清泉，说他们不知尽早突围，拉所有人等死。

陈官庄包围圈内，除了杜聿明集团的官兵外，还有几万学生、职员、眷属等非战斗人员。解放军出于人道主义，在青龙集划了一个区域，允许这些非战斗人员前往，只要身份甄别没有问题，就可以离开。

郭一予听说后，叫来了“剿总”政务处少将处长左偕康商议，决定组织一批非战斗人员去青龙集指定区域，他们混在人群中，伪装身份后寻机逃走。

几天后的一个拂晓，郭一予、左偕康带着几百“非战斗人员”，举着白旗准备前往解放军划定的区域。不想，带头的郭一予、左偕康因不熟悉地形，将一大帮人带到了第二兵团所辖的74军阵地，被军长邱维达带人扣押。

邱维达了解情况后，将郭一予、左偕康留下，其余人驱散。因郭一予、左偕康身份特殊，邱维达不知如何处理，便去向杜聿明请示。

杜聿明听后，叹了口气，一旁的邱清泉气得大骂，扬言要把郭一予等人枪毙。当然，邱清泉也只是说说，郭一予好歹是个中将，还有黄埔一期生的身份，又无大罪，杀掉是说不过去的。

郭一予、左偕康在被关了几个小时后，被邱清泉下令释放。杜聿明看到郭一予这个样子，又气又笑，派人给送去了一些罐头以示安慰。

郭一予在包围圈内无所事事，便到处闲逛，一天，他在非战斗人员聚集的地方，发现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学生，看年龄不超过二十岁。

郭一予打问后得知，这个女学生的父亲原是徐州某机关的职员，如今一家五口都在包围圈内。郭一予和女学生的父亲商量，说只要让女儿嫁给他当姨太太，可以供应一家人的食物。

女学生不待父亲同意，便主动答应了，她也是迫于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毕竟一家人已饿的前心贴后背。

当晚，郭一予和小他二十多岁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前来闹洞房（一处掩蔽防空壕内）的几十个军官，带来了罐头、大饼、面包等贺礼。郭一予倒也没有食言，每天都拿出罐头、大饼供给新婚姨太太的父母及两个弟弟。

郭一予新婚不到二十天，杜聿明集团就覆灭了，他和杜聿明等一众高级将领，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对于那个女学生及其家人，郭一予再未得到消息。

据后来和郭一予一同改造的沈醉回忆，郭一予对那个女学生一直念念不忘，时常在睡梦中念叨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