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蒋介石让邓锡侯从四川给胡宗南提供十万石军粮和十二万壮丁，邓锡侯回绝说：“四川在抗战期间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壮丁，付出巨大牺牲。如今抗战胜利，再大肆征调，会失掉四川民心。” 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终于照亮了中华大地。《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高度赞扬了四川人民在这场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战争最为艰难的阶段，东部和沿海地区相继陷落，大批难民涌入四川。这片土地上，原本资源就相对匮乏，突然要接纳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无疑增加了巨大的压力。物价飞涨，生活艰辛，但四川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逃离战火的兄弟姐妹。他们不仅为难民提供了栖身之所，还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和生活。大量的机关、工厂和学校也随之迁入，四川人民再次慷慨解囊，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条件。 在城市和乡村，随处可见四川人民为支援抗战所作的努力。工人们在简陋的工厂里加班加点，生产前线急需的物资；农民们精耕细作，尽可能多地提供粮食。从1941年到1945年，四川共征缴稻谷八千多万石，不仅满足了本省数千万人口的需求，还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和其他省份。为了做到这一点，很多家庭不得不减少自己的口粮，甚至每日只吃两餐，以确保更多的粮食能支援抗战。 面对民族危亡，参军入伍成为了他们的共同选择。成都、重庆、自贡等地，掀起了自愿参军的热潮。妻子送别丈夫，父母目送儿子上战场的场景比比皆是。1943年，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仅四川就有四万多人报名参军。 除了人力的支援，四川在财力和物力上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经济来源大省的沦陷，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战争的消耗却在不断增加。面对这一局面，四川人民毫不退缩。他们承担了全国超过一半的财政支出，八年抗战中，全国总支出达一万四千多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四千四百亿元。为了支援前线，四川人民多次开展献金活动，两次募集的款项高达六七亿元。 在交通运输方面，四川人民也贡献良多。数百万民工参与了川陕、川黔等公路的修建，以及新津机场等重要工程。 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接纳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和人员，成为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机关、工厂和学校在这里得以迅速恢复运转，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 四川人民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主义的真谛，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正如《新华日报》社论中所言，四川人民为正面战场送出了无数的血肉、血汗和血泪。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成为了民族的脊梁。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被群山环绕，形成了独特的盆地地形。内部的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农业发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当地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历史上，四川人崇尚恬淡悠闲的生活方式，注重家庭和睦与邻里和谐。《隋书》记载，蜀人“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他们安于现状，不求仕进，对外界的纷争兴趣不大。 然而，当外敌入侵，民族存亡受到威胁时，四川人民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全国的重要后方基地。全省有340万名壮士奔赴前线，约占全国参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65万人为国捐躯。四川的税收贡献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农民们一年要多次缴纳粮食，为前线提供物资支持。四川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支撑着全国的抗战事业。 1943年，常德城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役。日军集结三万余人，试图攻占这座战略要地。而驻守城池的，仅有八千多名来自四川的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川军战士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顽强抵抗。激战数日后，城内只剩下56名幸存者，师长余程万带领他们突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次日余程万率领援军反攻常德，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为什么平日里安逸的四川人，在国家危难之际，会有如此巨大的勇气和决心？这与四川独特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长期的相对封闭，使得四川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外族的入侵，不仅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财产，更冲击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为了捍卫家园和传统，川人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抵御外侮。 历史上川军在内战中往往表现平平，被视为战斗力较弱的部队。然而，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勇气或能力，而是因为内战并未真正触及他们的核心利益。内战的胜负，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有限，他们也不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面对外敌的侵略，情况截然不同。外族的语言、信仰、生活习惯与他们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冲突激发了川人强烈的抵抗意识。 在抗日战争中，川军被誉为“铁血之师”。他们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却总是冲在最前线。无论战场多么艰险，都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完成任务。他们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多个重要战役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为全国的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