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长子:是院士。 梁启超次子:是院士。 梁启超五子:是院士。 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三位中科院院士，以及其他在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梁家九子女，其背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献的女性——王桂荃。她并非名门闺秀，也未曾享受过荣华富贵，但她用自己的坚韧和爱心，支撑起了整个梁家。 王桂荃幼年丧父母，继母对她百般虐待。辗转被卖了四次后，她最终成为李蕙仙的陪嫁丫鬟，生活才算稳定下来。 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倡导“一夫一妻”制度。然而，妻子李蕙仙多年未育，传宗接代的观念在当时仍根深蒂固。为此，李蕙仙提出让王桂荃成为梁家的妾，以延续香火。面对主人的请求和自身的感恩之情，王桂荃答应了。然而，梁启超为了维护自己公开倡导的理念，从未正式承认她的身份。 在家庭生活中，李蕙仙性格刚烈，出身富裕之家，习惯了被人簇拥。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常常大发雷霆，对下人也多有苛责。相反，王桂荃性情温和，因自身经历，对下人们倍加体谅。每当李蕙仙责罚下人时，王桂荃总会出面调解，化解矛盾。 梁家的九个孩子性格各异，成长过程中难免顽皮捣蛋。李蕙仙对孩子们的管教方式严厉，常以打骂相加。而王桂荃则以耐心和关爱，引导孩子们明辨是非。梁思成曾回忆道，小时候因成绩不佳被母亲责打，正是王姨将他抱起，替他挡下了责罚。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王桂荃因自学了日语，成为梁启超的重要助手，协助处理各类事务。这一才能的展现，引起了李蕙仙的嫉妒。为避开家庭矛盾，梁启超安排王桂荃暂时前往澳门。经过一番调解，她才得以返回日本，继续协助梁启超的工作。 然而，生活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先是李蕙仙病逝，随后梁启超也因病离世。临终前，梁启超将九个子女托付给王桂荃，其中最小的孩子年仅四岁。面对沉重的责任，她毅然承担起养育和教育孩子的重任。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女性独自抚养九个孩子，困难可想而知。经济上的拮据、社会舆论的压力，都没有击垮她。她勤俭持家，设法维持生计，同时不忘孩子们的教育。为了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千方百计创造条件，鼓励他们追求学问。 在她的悉心培养下，梁家的孩子们各自成长为优秀的人才。长子梁思成成为著名的建筑学家，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次子梁思永在考古学领域独树一帜；女儿梁思庄则成为杰出的图书馆学家。其他子女也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当这些子女回忆起父亲时，纷纷提到了从学业中难以获得的一种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他们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现代人。 晚清时期，梁启超的教育理念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他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对人格的塑造和思维方式的培养。他深知，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能够运用知识的人，而不仅仅是灌输知识。这种理念在他的五子梁思礼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梁思礼成为新中国初期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与钱学森等人一起，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对西方先进科学的深刻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能力。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注重以朋友的身份与他们交流。他通过书信与子女保持密切联系，共留下了一百多封信件。他深入了解子女的志向和选择，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有时也会提供中肯的建议。他坚信，年轻人应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他的宽容和理解，使子女们在自由的氛围中成长，发展出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那个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梁启超如此重视与子女的交流，实属难能可贵。他的做法不仅增进了家庭的亲密关系，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子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教育方式，使得他的子女们不仅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更在人格上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梁启超的教育理念融合了中西方的精华。他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教育过分依赖对西方知识的直接引进，而忽视了本国传统哲学方法的价值。他认为，这种“拿来主义”的方式存在局限性。为此，他在教育子女时，注重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的哲学方法论。这种培养方式，使得子女们在面对西方先进科学时，能够批判性地吸收，并结合自身的思考进行创新。 梁启超的子女们在回忆父亲时，常常感叹他的远见卓识。他的教育方法强调心智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梁启超也因此被视为主张中西合璧教育理念的先驱者。 来自 陈万民编著. 家庭教育成就孩子未来[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