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州起义
龙州是广西边防重镇，又是左江地区的首府，山高峡陡，交通不便，文化经济落后。然而正因为如此，这里集中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埋藏了革命的火种。
1929年，军阀混战。广西军阀不甘寂寞，倾巢而出，参加粤桂军阀混战。
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左右江发动革命起义，建立革命根据。
此时，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开赴右江进驻百色。共产党员俞作豫任大队长的广西省警备第五大队也开赴左江，进驻龙州。俞作豫被任命为龙州督办，领导左江各县的政权工作。
左右两江的革命声势造起来了，各地的革命青年闻风而来。龙州的各种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气象焕然一新。
此时最重大的工作，就是尽快组织革命的武装，首当其冲就是改造可能改造的旧军队。
警备第五大队，相当于一个团，辖三个营，每营辖四个连，共一千五六百人，但它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部队，部队的军官，多系地主、土匪、流氓成分，不少人是屠杀人民的血债分子。连以上军官都是洗刷的对象，一般下级军官和士兵，少部分是兵痞流氓，大多数则是劳动人民的子弟。
就在领导对具体部署尚犹豫不定时，反革命分子发动了兵变，正在新生的龙州被带入白色恐怖的深渊中。
第二营营长蒙志仁率全营并勾结民团，大约一千多人，突然由驻地凭祥出发向龙州进攻。我方措手不及，龙州失陷。
左江军民经过二十余天的围困封锁，才将叛军驱逐出龙州。
在平叛时，第三营不听调动。平叛胜利后，第三营先逃跑，接着公开反动，勾结地主豪绅公开与革命人民为敌。
警备第五大队的三个营，只剩下第一营，也是唯一的主力，能否把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起义成败的关键。
这时，正逢邓小平、何世昌等奉中央命令自百色来到龙州指导工作，他们主张立即对第一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出坚决撤换反动的旧军官，首先是营连长；普遍组织士兵委员会；宣布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等办法。
这些办法立即实行，不到十天，一营的气象焕然一新。
士兵委员会普遍组织起来了。士兵群众一有组织，就要和反动军官算两笔账：一笔经济账，就是克扣军饷；一笔政治账，就是侮辱虐待士兵。警备第五大队，军官有严重的封建土匪习气，这两笔账一算，逼迫得连长营长非滚蛋下台不行。
那些旧军官有的就自动请假，有的经士兵会表决撤职。随后派革命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他们新的作风深为士兵所欢迎。一营营长是新派去的共产党员，两个连长是共产党员，另外两个连长则由两个较为进步的排长担任。连队都有政治指导员，有士兵委员会，营有党支部。到此为止，一营基本上可以说是掌握在人民手里。
1928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红七军建立。胜利消息鼓舞了左江的斗志。与此同时，邓小平、何世昌自百色来到龙州直接领导工作，加快了起义工作的速度。
1930年2月1日，左江人民的革命起义在龙州爆发了！这座偏僻的古城第一次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宣布诞生。
龙州城内的广场上召开了空前盛大的群众大会。士兵代表控诉国民党军阀的罪恶，当场撕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拔掉青天白日帽徽。台下士兵纷纷把青天白日旗撕得粉碎，把破片甩在地下。
有些市民跑到家中把节日常用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也拿到会场来撕毁。全场一致高举镰刀斧头的红旗，表示要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斗争到底。当共产党的代表在会上宣布各种革命政策时，引起山崩地裂般的阵阵欢呼。
家家挂起了红旗，人人领子上结起了红带，墙壁上到处贴起了红色的标语。所有商店的红布红纸，统统被买光；买不到红布，人们就用红色颜料染，终于把红色颜料也买光。
龙州成了红色的海洋。入夜，举行盛大的军民提灯示威游行，狂欢通宵。
新诞生的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他同是七军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以原警备第五大队的第一营编为第一营，以整编的当地警备队和边防武装为第二营。两个营约近千人，以进步的旧军官何家荣为纵队长，袁也烈为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
第二纵队以新发展起来的独立营作为第一营，以整编当地的县警备队和边防武装为二营。两个营亦约近千人，俞作豫兼纵队长，后由共产党员宛旦平为纵队长。
第三纵队则以当时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的王飞虎、冯飞龙的土匪部队八百余人组成，以王飞虎为纵队长。
龙州起义的胜利，令反革命派抓狂。所有左江的豪绅地主都在组织力量，准备扑杀红八军。原警备第五大队第三营已成为豪绅地主武装的代表，在龙州西北地区镇压刚刚抬头的群众运动，企图截断百色与龙州之间联系。
红八军第一纵队为支援龙州西部地区的群众斗争，打通龙百间的联系出发了。
战斗正在胜利进行中，叛匪第三营被红军围困在靖西城，附近的农民正在打土豪，分粮食，热火朝天，第一纵队与龙州的联络却突然断绝，电报电话都不通。大家估计龙州方面已发生紧急情况！
邓小平政委此时正在由龙州回百色的途中，住在第一纵队。他深为红八军第三纵队没有进行政治改造而担忧，指示第一纵队立即开回龙州，应付可能已经发生的意外事变。
第一纵队即行撤出战斗，星夜奔回龙州。龙州近郊，他们得知龙州失守了！王飞虎率第三纵队叛变，杀死了派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勾结敌一个师以上的兵力突袭龙州。第二纵队在城内苦战一天，由于它的主力都是新编来的工农群众，战斗经验差，武器装备弱，最后大部被歼。俞军长率少数部队突围，到达宁明，又遭受袭击，下落不明。
后来大家才知道，第二纵队纵队长宛旦平在突围中牺牲；军长俞作豫在失败后逃到香港，被捕就义；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潜回百色时，在途中被捕，后壮烈牺牲。
第一纵队已陷入敌人的包围中。敌约一个师的兵力已经回到龙州集结，开始向第一纵队进击；天等、天保均新到了敌军，企图截断我军通往百色的去路；靖西城的敌人也已出城追击。第一纵队孤立无援，面临着严峻的战斗考验。
幸运的是，邓小平政委在他离开第一纵队回百色之前，亲手组织了中共第一纵队委员会。他指出党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党委讨论才能执行，并把这样重要的原则，公开地向非党员的纵队长和政治部主任作了交代，嘱咐他们要切实服从纵队党委的领导。
正是因为解决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第一纵队虽然在组织上还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政委制尚未建立，第二营一个党员也没有等等，但由于有了纵队党委的领导，就团结统一了整个纵队，显示出惊人的力量，战胜了后来重重的困难，走向了胜利。
纵队党委第一次会议就是讨论纵队的行动方向。会议决定去找红七军，向百色方向突围。
根据掌握的情况，敌人主力正放在我军走向百色的途中。大家估计从正面硬打，困难重重，不如先摆脱敌人的包围，改三面受敌为一面受敌，然后才有行动的自由，便决定向越南边境进击。
越南革命党在龙州起义时，就派人联络过我方，现在红军靠近越南，他们便集中二百多人进入中国边境来和我方会合。他们说自己曾参加过黑旗军的反法斗争，从那个时候起，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武器都是梭镖、土枪、土炮，旗号也是各色各样。
他们十分友好热情地欢迎红军去越南打游击。在一个黄昏，当敌军正在进攻时，他们引导红军突入了越南边境。越南边境的居民，虽感到奇异，但态度却很友好，经过‘向导’说明之后，很快便亲如一家。
边境的村庄，每村都住了一个法国人，身边带一两支枪，见我军一入境就开枪，并到处发警报，不久，安南边防部队就到了，在四面山上打枪。越南朋友说，这些边防军最多不过来两个排，无力进击；安南军主力都住在大城市，没有十多个小时到不了；而中国的反动军队不敢越境。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在越南的一夜枪声不断，但没有接触，红军得到一夜较好的休息。第二天，他们为避免与安南军作战，就和越南朋友分手了，一个急行军，绕道又回到中国。此时他们就变成一面受敌，并且把敌人甩在后面老远了。
红八军一纵队突围之后，广西军阀堵住百色的去路，以阻止其与红七军会合。同时，利用靖西、镇边两县山高路险的特点，以地主民团、土匪武装把守口子，强迫群众空室清野，使红军不得吃，不得休息，找不到人带路。
红军便绕道云南边境，经过富宁以东地区，再转回右江。
这里是一片高原，站在山头上东望龙州，不管山高水低，都在脚底下打转转。山上住着兄弟民族倮倮，他们在反动派的威胁欺骗下，拿着武器站在山头要道上，俨然是千军万马，阻挡我军去路。
红军没有去进攻受欺骗的民族弟兄，兜了很大的圈子，绕过他们的正面，从其后方绕行。倮倮聚族而居，几千家集聚一个寨子，这正有利于红军宣传，他们亲眼看见了红军的纪律，看到红军都是好人，便自动地把那些拿着武器在山头上的子弟叫回来，并为红军筹备给养，让出房子。
临走，他们详细地告诉红军道路的情况，但拒绝派人带路，因为云南军阀颁发了许多“斩”条，其中有“通匪者斩！”“为匪报信带路者斩！”等等条文，他们害怕。
一纵队沿着一溜山脉由南向北前进，越过一座山又一座山。一天走着，忽然发现后面也有一支队伍由南向北行军。大家一望就知这是敌人，是云南的军阀跟上来了。双方相隔只半天的路，彼此相望不过一千米，敌人大约是一个加强团，我方的兵力，他们也看得很清楚。
这天，警戒部队截获一封鸡毛信，得知云南军阀企图在剥隘附近和我作战，并动员了剥隘的地方武装来堵击。部队当夜来了个急行军，一夜走过一百二十里，拂晓在敌人完成准备之前就已进驻剥隘。市内警备武装百余人，当即四散逃跑。
袁也烈等人细看剥隘地形，确实险要，如敌人早有准备，部队是无法通过的。
剥隘是滇桂两省土产交流的必经之地，商业发达。这是红军从龙州出发三个多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一个大地方。商民均很镇静，没有惊逃现象。他们看到红军公买公卖很感动，一律照常营业。
商人们被军阀土匪的鞭子抽痛了，养成了一种顺从的习惯，惯会看颜色。他们自动地慰劳了红军酒肉，解决了红军的给养，还筹备了一部分鞋袜内衣，这正是红军十分急需的东西。部队还希望解决一点经费，商人又送给红军一笔现款，指战员得以每人发零用费三元。
红军在此休息了三天，睡好了觉，吃饱了饭，便整队回广西，沿右江左岸进发。
在途中，部队打听到百色已被敌人占领，七军不知去向，会合七军的企图暂时落了空。部队便决定到东兰、凤山韦拔群的根据地休整。
这里虽然是山地，但道路却较平坦，沿途有村庄，有居民。这天，部队行军到乐里（田林），误入了敌人的圈套。
一纵从剥隘出发后，广西军阀就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尾随前进。敌人发现红军到处问路，就派人化装成一个带路人，企图把红军引入绝地。但部队没有警惕，也不知后头有追兵。
第二天，这个带路人把红军领到一个十分险恶的地方宿营，故意拖到夜深才带到宿营地，然后便逃跑了。村里的群众也跑得精光，粮食及一切生活用具搬得精光。部队误入了敌人已经选择好的战场，踩进了包围圈。
拂晓，战斗开始。敌人集中火力从红军的来路攻击。警戒班被迫后撤，加上一个排，还不行，再加上一个连，才把敌人堵住。这里是几里路长的隘道，我军不容易打出去，敌人也不容易攻进来。
袁也烈等指挥员仔细察看地形，发现部队处在一个狭小的山谷里，四周都是高山，山下是一片宽约半公里长一公里半大小的水田，一道小河从当中流过。四周高山上都是敌人，土枪土炮多，肯定是民团，但山上到处都有滚木磕石，接近不得。
红军暴露在敌人面前，摆不开，找不着阵地。置之死地而后生，部队只能在死中求生了。于是，以一个营堵住来路不让敌人突破；以另一个营打开一个缺口。两个营的战斗情绪高涨，决心誓死完成任务。
敌人一直到红军占领山口、控制高地、找到了出路，才突入我军阵地，占领村庄。此时天已将黑，双方精疲力竭，但敌人仍然不断组织对红军的追击。
部队一面收容失散的人员，一面力图摆脱敌人的追击，不顾疲劳地连夜行军。哪知道这里是一片乱山，山越爬越高，路越走越小，小到人马不能通过。
这夜，天气突变，雷电之后，一阵狂风暴雨，行动不得，人马尽湿，只能站在或坐在车边道上等待天明，一夜不过行军十多里。
第二天再走，山上有民团土匪冷枪扰乱，给部队造成一些伤亡外，但没有发生大的战斗。白天天气暴热，入夜又是狂风暴雨，行动不得。仔细查看，队伍还停在昨天迷路的原地方，原来是在盘陀路上打转转。找不到一个当地人问路，又不知道哪里有出口，第三天还是盲目地乱打转。
几天没有开火，干粮已经吃光，肚子饿得慌，大家一边走，一边就在山边找野杨梅吃。在树林里，突然发现了一个脖子上挂红带子的人。大家都说：“这一定是红七军派来联络的，快把他请来！”
但这人见人靠拢就跑，最后派人把他围住，才抓来。大家高兴极了，想着他能队伍带出去。但这人始终不说一句话，不管你怎么讲，他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的反应。
大家好话讲尽，毫无所得。走到一条单边山路上，他猛地一头栽下去，一直滚到山底下就跑了。有人说，这一定是敌人的侦探；有人说，这可能是个傻瓜；也有人说，还是来联络的自己人可能性大，他看见我们的服装不对（有很多原五大队的旧军装），可能还有暗号，我们也不知道，因而不敢接话。
这里是红白交界区，敌人经常冒充红军骗他们，是不能马虎的。究竟是什么人，以后也无法查证。
走出“盘陀路”，还得依靠一纵自己的两条腿摸索前进。
部队在这座深山里整整转了两三夜，直到第四天的早晨，才转出山口来。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走了一程，发现离原来突围的地方还不远，还能听到盘陀路那里的枪声，这是失掉联络的人员还在那里抵抗敌人的搜捕。
到东兰凤山的道路是红白交界的区域，是白军封锁的道路，部队无力突破封锁，另找到一条通往百乐的道路，那里是黔桂边境，准备到那里去休整。
这次战斗，是一纵第一次失利，伤亡失踪三百余人，政治部主任潘裕明负伤掉队，大概也牺牲了。
敌人仍未放松对红军的追击，一纵在百乐休整之后，横渡南盘江开战游击活动。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土匪盗贼很多，但他们以及当地民团畏惧与红军作战，加上他们把乐里的突围战斗看成为奇迹，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一纵在这里平安地度过几个月。
秋高马肥的时节，一个消息自远方传来，红七军已回到右江。部队正准备行装待发的时候，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就来到了，要一纵立即渡过南盘江，向天峨县属地进发。
我们都高兴坏了。七个多月的斗争，转战七千里，终于就要见到红七军了！部队不是孤儿了，重新找到党了！
这天，一纵正在行军，一支队伍挡住去路，经警戒查明，正是红七军的队伍！一个骑马的指挥员，从马上迅速跳下来，向大家兴奋地招手，原来他就是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他一听到前哨的报告就赶过来了。
大家看见军长高兴极了，人人抑制着火热的情绪，饱含热泪，照常整理服装，戴好军帽，排好队伍，迈着正步，从他面前走过。
红八军第一纵队终于和红七军胜利会合了，从此编入红七军的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