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蒋介石召见谷正伦时，骂道：“我把贵州交给你，你一枪不发就逃跑，还把军长刘伯龙给杀了，是何居心？”

谷正伦说：“刘伯龙该杀。”

接着，谷正伦向老蒋说明了杀刘伯龙的原委，老蒋听后摆手说：“此事不必再谈了。”

1949年11月初，解放军二野先头部队进入贵州，贵州的蒋军一触即溃，纷纷后撤。

贵州的蒋军主力是两个军，何绍周的49军、刘伯龙的89军。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名义上主持贵州军政，但指挥不动这两个军。

何绍周是黄埔一期生，国民党贵州籍大员何应钦的侄子，又身兼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黔边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平日根本不买谷正伦的仗。

刘伯龙是贵州龙里人，黄埔三期生，此人嗜杀成性，曾在臭名昭著的“康泽别动队”当过参谋长，他自任89军军长来，对贵州省府、绥署的事务指手画脚，搞的谷正伦很是恼火。

谷正伦能节制的，只有散布在各地的保安部队，加起来不过一万多人，装备短缺，士气低迷，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

见大势已去的谷正伦，不愿担上糜烂地方的骂名，带着省府、绥署机关人员撤逃贵阳。临走时，谷正伦去找卢焘，希望由他牵头，在解放军入城前，维持贵阳城内的秩序。

卢焘是广西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早年随蔡锷参加了云南起义，曾在贵州任职，当过黔军总司令。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将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张春浦、李毓华、王绳祖等留日士官生予以重用，委任他们为旅、团长。

1922年，卢焘宣布下野，此后带着家人常住在贵阳。老蒋得势后，曾多次拉拢卢焘，卢焘始终与老蒋泾渭分明，不为其所用。

尽管卢焘早已离开军政界，但乐善好施，在地方上名声很好。何应钦、谷正伦等人身居高位后，在见到卢焘时，依旧很是尊敬。

因此，在谷正伦逃离贵阳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让卢焘维持局面。谷正伦走后，贵阳各界成立了“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公推卢焘为主任。

卢焘对委员们说：“我的责任是送旧的去，迎新的来。大家的首要任务是，组织人员维持治安，防止坏人破坏捣乱。”

在贵阳的蒋军撤逃，而解放军未入城的这个“真空期”，因卢焘等人的四处奔走，贵阳的水电等正常供应，没有出现大的骚乱。

刘伯龙率89军撤退路过贵阳时，派人将卢焘诱骗到一辆车上，拉到城郊枪杀。刘伯龙杀卢焘，有两种说法，一是为了“立威”而擅杀；二是执行老蒋的密令。

11月14日下午，逃到晴隆县的谷正伦，在得到卢焘的死讯后，气得胃病复发，大口吐血不止。好不容易缓过来后，谷正伦杀心大起，召来亲信韩文焕等人商议。

靠谷正伦手头那点保安部队，要强行对付刘伯龙，显然是不行的，只能采取诱杀的手段。

刘伯龙的89军，编组不到一年，内部矛盾很大。该军起初辖328师、343师，这两个师人员装备都不足，每师不到五千人。刘伯龙到任后，招收了大量新兵，并要来了不少的装备，但他却不对328师、343师进行任何补充，而是另行成立了3个独立师，从他处调来了一批亲信担任部队长。

刘伯龙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副军长兼328师师长张涛、343师师长项荣还的不满，尤其是张涛，和刘伯龙势同水火。

因此，当谷正伦派韩文焕秘密去见张涛、项荣还，说准备除掉刘伯龙，让两人在刘伯龙死后，控制住89军，不要发生异动时，两人是满口答应。

一切部署完毕后，11月17日傍晚，韩文焕给刘伯龙打去电话，称谷正伦胃病严重卧床不起，难以主持绥署事务，让刘伯龙于第二天上午到绥署临时驻地晴隆县府办理交接手续，接过绥署大印。

刘伯龙听后大喜，在第二天一大早，兴冲冲的乘车前往晴隆，一连卫兵分乘数辆卡车同行。临走时，89军副参谋长王易森心神不宁，劝说：“军长，睛隆这个地方名字不好，与擒龙二字谐音，不如派他人代往。”

刘伯龙不以为意的说：“谷老头病重之际要将绥署大权交给我，我却不去，面子上太难看。”

晴隆县府在一个小山上，到了山下的门口，刘伯龙带着几个亲信迈步进入，一连卫兵下车后，在四周游走。

刘伯龙在见到谷正伦时，本就有病的谷正伦装出一副难以支撑的样子，寒暄几句后，示意身旁的韩文焕将早已写好的手令交给刘伯龙。

韩文焕说：“这下该换称呼了，应叫你刘主任了。”

刘伯龙听后眉开眼笑，对韩文焕说：“到时候，不行让你老弟当个副主任可好，哈哈。”

随后，刘伯龙在县府的几个厢房乱转，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人闲聊。保安团长李成举，根据谷正伦、韩文焕的指示，已在县府礼堂的屋顶，部署了二十多个枪手。

过了一会，刘伯龙带着几个亲信，在路过礼堂时，陪同的李成举见时机已到，闪身到了后面，然后发出指令，一时间枪杀大作，刘伯龙等人被当场射杀。

山上的卫兵听到枪声后，试图冲上山去，但被一营的保安部队拦住。随着李成举带人将刘伯龙的尸体抛出来后，卫兵们纷纷缴械。

杀了刘伯龙后，谷正伦自知惹了大麻烦，跑去香港当了寓公。后经何应钦等人斡旋，老蒋同意谷正伦到台湾，在将其一番臭骂后，此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