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提着装废纸的竹篓准备拿去倒了，突然，竹篓中一个纸团引起了他的注意。展开一看，上面几个字，他大吃一惊：这不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吗？难道是赝品？ 1972年的一天，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万育仁像往常一样，提着装满废纸的竹篓准备去倒掉。 突然，竹篓中一个纸团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把纸团展开，看到上面的几个字，顿时大吃一惊:这竟然是书圣王羲之的真迹！但他转念一想，难道是赝品？ 原来，这封失传已久的王羲之真迹《上虞帖》的意外现世，要从1952年说起。 当时，上海博物馆百废待兴，工作人员正在对各种捐赠和搜集来的藏品进行整理。 有人一时粗心，把《上虞帖》夹在了清点册里带了出去。不料中途落在地上，被清洁工人误当废纸，就这样和各种废纸堆在了一起。 万育仁从小深受家学熏陶，对书法有着独到的鉴赏力。虽然王羲之的作品向来真假难辨，他一眼就看出这残篇的不同凡响。 但囿于眼力，他也不敢完全肯定。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字卷收好，决定静待时机，进一步求证。 时间一晃到了1975年，当时，沈之瑜恢复了上海博物馆馆长的职务。 这位曾经的馆长对文物工作情有独钟。万育仁抓住机会，立刻向他汇报了《上虞帖》的发现经过。 沈之瑜闻讯大喜，当即邀请著名鉴定专家谢稚柳前来查验。 谢稚柳是书画鉴定领域的泰斗级人物，1962年，他就参与了许多珍贵字画的考证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此番重出江湖，谢老凝神端详，观察字卷的书体、印记和装裱形式，很快就做出初步判断:这份字卷很可能出自唐代之手，极具研究价值。 万育仁的判断得到了权威的认可，谢稚柳更是兴奋不已。从发现到鉴定，历时三年，一个惊天秘密终于揭开了面纱。 接下来的日子里，谢老以＂废寝忘食＂来形容毫不夸张。 他查阅海量文献，甚至在字卷一角发现了＂内府尚书省印＂这样的关键印记。种种细节进一步坐实了真迹的身份。 最终，谢稚柳通过与唐代《淳化阁帖》的反复比对，得出结论：这的确是一份罕见的唐代摹本。 它不仅书法精湛，更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弥足珍贵。 经过诸多专家验证，这份在废纸堆里漂泊多年的＂孤品＂，终于尘埃落定，重见天日。 《上虞帖》的传奇故事，既有偶然的惊喜，更饱含必然的曲折。回望这段旅程，万育仁的慧眼独具功不可没。 他以＂认真＂和＂坚韧＂诠释了文博工作者的职业操守，让一件沉睡千年的国宝重放异彩。这不禁让人感慨：文物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守护它们，就是在守护我们民族的瑰宝。 经过谢稚柳的考证，《上虞帖》的身份已无悬念。 但它真正重见天日，还要归功于谢老在权威刊物《文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 这篇文章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海内外专家纷纷对这一发现表示由衷赞叹。原来，尘封百年的宝贝，竟有如此不凡的来历。 《上虞帖》又称＂夜来腹痛帖＂，其实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请假信。这位＂书圣＂因夜间肚子疼痛，第二天不能如约赴会，便提笔写下了这封致歉的短笺。虽然篇幅不长，但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诚意和歉意，可谓言简意赅。 信中，王羲之不仅表达了对朋友＂修龄＂、小舅子＂重熙＂等人近况的关心，还流露出对谢安下落的担忧。这位当时隐居会稽的＂世外高人＂，行踪向来不定。从＂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一句中，可以窥见王羲之对好友的真挚情感。 王羲之在信末用＂不可言＂作结，将内心的无奈与惆怅表露无遗。这位笔下不饶人的书法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七情六欲，有血有肉。 通过《上虞帖》，后人得以一窥他的私人情感世界，这实属难得。 《上虞帖》的面世，不仅填补了古代书法和鉴赏领域的空白，更为研究王羲之的为人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后世学者因此得以从更全面、更立体的角度去认识、解读这位旷世奇才。可以说，它的价值远不止于＂镇馆之宝＂四个字。 今天，《上虞帖》静静地陈列在上海博物馆，成为无数游客观赏、膜拜的对象。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是一段传奇往事的见证者。 从谢安的会稽草堂到王羲之的临川别业，从唐朝内阁到民国旧址，它几经辗转，历尽沧桑。那些秾纨之笔、绝世之才，也随着岁月流转，渐行渐远。 如今，我们透过博物馆的玻璃罩，试图还原《上虞帖》的前世今生。它的优雅与洒脱，固然源于王羲之的笔墨丹青；但那跌宕起伏的命运，更印证了＂艺术长青＂的真谛。 正如王羲之在信中所言，＂不可言也＂。有些故事，原本就是＂不可言说＂的。它们静默地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等待有心人去发现、去聆听。 《上虞帖》的重现，不啻为一个时代的奇迹。在那个＂文物早已被倒了＂的年代，竟然还有万育仁、谢稚柳这样的＂认真＂的仁人志士。 他们用执着和坚韧，将一封斑驳的遗墨从垃圾堆里＂抢＂了回来，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文物＂抢救＂记。这种精神，这份情怀，不正是博物馆人代代相承的＂传家宝＂吗？ 参考资料： 《除了《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还有哪些“镇馆之宝”》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