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感恩是一种相互的情感，而不是获得幸福的手段。

感恩被视为一种具有可观收益的个人情感，越来越多地被营销为一种自助工具，我们可以在感恩日记的流行中窥探到这一点，比如《从感恩开始的美好日子》Good Days Start with Gratitude (2017)一书就写到:日记旨在记录人们感恩的事件、人物和环境。这些文章向读者们承诺，感恩会给个人带来很多好处，并且将一些关于感恩和幸福的科学研究转化为健康实践介绍给读者。而且，由于日记是只供写信人观看的私人文件，日记中提到的任何被感恩的人都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日记写信人的感受。

我们现在的社会将感恩视为一种个人经历，并将其视为一种获得心理健康的途径，这与历史上对这种情感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尽管早期的感恩理论也集中于强调感恩作为一种内在性格的重要性，但这些理论仍然认为感恩的主要价值来源于它的人际属性。

18世纪的美国传教士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他关于宗教情感的专著中，将感恩描述为对帮助过我们的人产生的一种自然的情感。根据爱德华兹的说法，感恩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它甚至可以瞬间激发我们对敌人的积极情绪(爱德华兹举了一个来自旧约的例子，讲述了扫罗感谢敌人大卫的救命之恩)。从这个观点来看，尽管我们的感激可能源于对个人利益的基本考量，但它无疑能够影响人际关系。爱德华兹认为感恩是“人性中较好的原则”之一，并认为忘恩负义是一种特别令人发指的罪恶，因为它是不自然的。

对感恩作为一种人际情感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古代，当时赠送礼物和回赠礼物是经济生活的一个核心方面。斯多葛派哲学家卢修斯·安纳纽斯·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的《论利益》On Benefits一书(创作于公元56年后，由米里亚姆·格里芬和布拉德·因伍德于2011年重新翻译)对古代世界的感恩之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在几个世纪里持续塑造着西方的感恩概念。在书中，塞内加将感恩视为一种美德，应该作为一项社会目的而培养:

感恩本身是一种应该选择的态度，这源于忘恩负义本身是一种应该避免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比忘恩负义这种恶习更能消解和破坏人类的和谐了。除了通过互惠服务和互相帮助，还有什么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只有一件事能保护我们的生命，使它们能够抵御突如其来的袭击:那就是利益的交换。

塞内加认为，捐助者的慷慨和受助者的感激之情是维系社会并保证其生存的粘合剂。

塞内加是一位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家，他把内在性情放在外部环境之上，他强调，心存感激比采取行动回报所得到的好处更重要，但这种感激只有在针对捐助者的情况下才是道德上的美德。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恩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人只觉得自己很幸运，而不把自己的好运归功于任何人(就像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信息和感恩日记中写的那样)，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真正的感恩。当代哲学家甚至提出，对事物的一般状态而不是对某个特定的人表示感激是一种用词不当的做法:当我为自己的总体健康感到感激，或为婚礼那天没有下雨感到感激时，我实际上感受到的不是感激，而是欣赏。

除了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为什么感恩被理解为一种个人情感而不是人际情感，甚至更不被理解为一种美德?另一部分答案肯定是，真正的感激所承载的人际关系和责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以色列老家访问时，遇到了一个亲戚，我们的关系曾经很紧张。我突然走进一家咖啡店，想把一张大钞票换成乘公共汽车要用的硬币，而她正在那儿等着点餐。我的亲戚见到我既惊讶又高兴，坚持自己给我找零。这是她善意的举动，但我发现自己很难接受。当我抑制住自己拒绝这一举动的本能，双手捧起硬币时，我仿佛在捧着一块滚烫的煤炭。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好意反应如此强烈?并不是礼物的金钱价值让我不愿意接受它，而是接受它所意味着的人际关系。

就像其他任何将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情感一样，感恩也可能是一种心理挑战

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抓住了我的困境的本质，他在1950年写道，接受礼物是“带着负担”的，因为它将收礼者与捐赠者捆绑在一起。我的母语，希伯来语，用“assir todah”这个表达表达了施恩者对受惠者的控制——相当于英语单词“感激”的字面意思是感激的囚徒。我的亲戚给我的硬币没有什么价值，但收下它们让我欠下了一份感激之情，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发现我很难接受这份情谊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感恩的感觉并不好。

节选自酷炫脑文章《真正的感恩是一种相互的情感，而不是获得幸福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