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后，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后，慢慢变黑，一些珍贵文物也受到了伤害，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1956年，在中国考古史上掀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探索。 当时，郭沫若和吴晗，这两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了沉寂三百余年的明定陵。 这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安息之地，陵墓里埋葬着这位在位时间最长、争议最多的皇帝。 虽然他们的初衷是通过发掘这座陵墓，以获得更多的历史资料，揭开那个时代的秘密，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如他们所预料。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希望通过这些实物证据，证明明朝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希望这些陪葬的文物能为当时中国尚待恢复的文化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因此，他几次三番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力求启动这一浩大的考古计划。 这种强烈的推动力，使得这场发掘最终得以启动。 尽管郭沫若和吴晗坚信文物出土将为历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在考古学界内部却并非一致支持。 以夏鼐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对当时国内的考古技术水平表示担忧，认为不具备处理大型帝王陵墓出土文物的能力。 这些学者担心，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大规模发掘会对陵墓中的文物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特别是丝织品、字画等在空气中极易氧化的物品。 然而，在那个充满热情与希望的年代，探索历史的渴望最终战胜了技术上的顾虑，考古队在1956年开始了对定陵的发掘。 挖掘工作的进行是一个漫长且充满艰辛的过程。 考古队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957年找到了定陵地宫的入口。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仿佛打开了一个尘封了三百年的历史宝库，所有参与者都期待着揭开这个陵墓中蕴藏的巨大秘密。 当地宫的大门缓缓开启时，考古学家们面对着一片广阔的地下空间，前殿摆放着石刻、长明灯和无数已经熄灭的烛台，墓室虽然空荡荡的，却带有一种沉重的神秘感。 然而，当他们终于进入后殿时，真正的宝藏映入眼帘。 后殿中，赫然陈列着三口棺椁，那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永眠之处。 棺椁周围，散落着精美的金银器物、玉器和其他随葬品，数量超过了三千件。 这一发现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 随葬品中，最为珍贵的是那些罕见的丝织品，包括万历皇帝的龙袍。 这件龙袍是利用缂丝工艺制作而成，工艺之繁复、制作时间之漫长，使它成为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 然而，考古队的兴奋很快被现实打破——由于缺乏适当的保护措施，许多珍贵的文物在接触空气的瞬间便开始迅速损毁。 龙袍的色彩在空气中迅速黯淡，丝织品如灰尘般迅速消散。 不仅仅是龙袍，其他一些重要的陪葬品也未能幸免。 木俑、丝绸制品和其他脆弱的文物在挖掘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考古现场的混乱与不专业使得这些文物未能在最初的发现时得到及时的保护，导致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这场考古行动，原本寄予厚望，希望能成为研究明朝历史的宝贵资料，结果却成为了一场令人痛心的文化遗产浩劫。 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这次发掘不仅没有带来预期中的丰厚历史收获，反而暴露了当时考古技术和文物保护能力的巨大短板。 许多专家开始反思，认为此次发掘过于仓促，缺乏充分的准备，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随后的讨论逐渐转向了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保护历史遗迹，而不仅仅是发掘。 这一理念的转变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一次重要分水岭，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考古政策。 周恩来总理深知这次考古行动的重大失误，出于对文物保护的重视，他在定陵发掘后迅速下令，暂停所有帝王陵的发掘，提出“十年不动帝王墓”的政策。 这一决定反映了国家在考古工作中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新定位，并促使考古学界更加注重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作用。 定陵发掘对郭沫若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学术贡献毋庸置疑。 然而，这次发掘的失败使得他在考古学界备受争议。 有人认为他过于急功近利，忽视了对文物的保护，导致了这场文化浩劫。 尽管如此，郭沫若依然没有停止他的历史研究和考古事业。 尽管挖掘定陵给他的声誉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但他依然在随后组织和参与了多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河北满城汉墓、成都凤凰山明墓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 在这些发掘中，他对文物保护的认识逐步加深，开始注重在发掘过程中保护出土文物的重要性。 然而，无论郭沫若在其他考古工作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定陵的发掘始终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这次发掘不仅损毁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还让他背负了“历史罪人”的骂名。 历史学家们在评价这场事件时，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教训，提醒后人，考古工作的核心并不仅仅在于发现历史的珍宝，更在于如何科学地保护这些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