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经有了WTO，为什么一些国家还要搞CPTPP呢？主要是WTO准入采用的是承诺制，只要你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能够达到WTO的标准，就可以先享受WTO的待遇。于是国家之间经常为此出现扯皮，极大损害了WTO的权威性。于是有些国家抛开WTO了建立CPTPP，并实行了严格的准入制度。CPTPP与WTO最大的不同就是：必须具备它的准入条件才能加入。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跨国经济合作与法律框架的匹配性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回避的议题。 TPP最初的设定中，对主权国家法律的要求极为严苛。根据规定，成员国的国内法必须服从TPP协定的精神，即便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发生贸易争端时，亦不能由东道国的司法机构审理，而是必须提交至主要设在美国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进行仲裁，并且此仲裁结果为最终决定。这样的规定显然削弱了主权国家在自身法律体系内的司法独立，给予了跨国公司与国家法律主体相同的地位，从而拥有了在法律上的超权力和不对称的优势。 然而，这种对美国跨国巨头有利的设定，随着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动而遭到调整。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改变了美国在TPP中的政策方向。特朗普认为，尽管TPP的条款可能令美国的大型企业受益，但对国内的中小企业则可能构成不利影响。因此，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选择了退出TPP，打破了原有的国际贸易策略布局。 美国退出后，剩余的TPP成员国对协定进行了重新评估和修订，最终形成了CPTPP。与TPP相比，CPTPP在多个关键条款上做出了删减和修改。特别是在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及环境保护等方面，CPTPP展现了更为灵活和现实的法律框架，以适应更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例如，在知识产权方面，考虑到各国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及发展需要，CPTPP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标准，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法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进展使得中国与CPTPP的标准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而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中国已具备加入CPTPP的条件。与此同时，CPTPP的调整也意味着其对中国的遏制目的和能力相比TPP时期有所减弱。 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节点。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已推动其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其出口量也位居世界之首。 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这不仅吸引了大量国际大企业的关注，而且也增加了这些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国内外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但中国市场的庞大容量足以容纳这种竞争，为各类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与多数CPTPP成员国已有建立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其中与加拿大的自贸协议谈判接近尾声。同时，与墨西哥的市场开放和贸易协议谈判虽有一定压力，但进展顺利预示着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前景。 中国提出加入CPTPP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积累新的筹码，更是为了寻找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动力。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经济改革和开放便达到了新的高度。今天，中国加入CPTPP的提议可能将成为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提高法治水平以及实现高质量开放的新引擎。 此外，国际贸易场景的变迁凸显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动。曾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在美国的牵头下推进，而中国并未参与。然而，随着美国的退出和中国的加入意向，CPTPP的未来构成可能呈现出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新局面，类似于美国退出北约而俄罗斯加入的假设性情景。 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综合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RCEP涵盖了15个成员国，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的相似性较大，主要集中在能源、电信电子设备、服装和汽车等领域，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CPTPP，该协议不仅涵盖生产国和资源国，还包括消费国，三者之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关系。 CPTPP对成员国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仅仅是市场的开放，还包括劳动权益的保障、环境保护、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限制、互联网和跨境数据流的自由化，以及一套更加明确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高标准的要求使得CPTPP成为了一个促进国内改革和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重要平台。 中国在2020年表达了加入CPTPP的愿望，这一决定被视为一种对外部压力的主动适应，也是内部改革驱动的需求。通过加入CPTPP，中国不仅可以在国际贸易中深化自身的改革，还能通过满足这些高标准来解决长期以来需要触及的改革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