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一结束，苏联内部一个较为尴尬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男性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1945年俘获了这一批关东军战俘后，苏联方只考虑了片刻，就决定利用这一批日本劳力，去开拓艰苦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

二战之后，因为男性军人死伤惨重，于是女性开始活跃在军政和重要岗位上，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也是如此，女性军人、丧偶少妇、丧父孤女的数量是当地存活的男性军人的两倍有余。

苏联女兵们闲暇时会聚到一起讨论各国的战俘。“德国的那群俘虏心眼最多，眼珠子滴溜溜的，一有机会就逃跑。”“意大利的那一群不也是，花言巧语、嬉皮笑脸，一直和我们套近乎。”“那群日本人倒是装聋作哑的。”

在押送途中，欧洲战俘们大多语言相通，因而会特意和苏联女兵们拉近关系，以期女兵们对其放宽管制，伺机逃跑。相反，黄皮肤、小眼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却从来不逃跑，这“安分”的日本战俘很快就吸引了女兵们的注意，将其定义为“听话的战俘”。

直到日本天皇生日，平日里闷不吭声的关东军战俘常有举刀剖腹自尽的

但是在整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年代，苏联女军官比起成日里和寡妇厮混的法国战俘，喜好十几岁女看守的德国战俘，她们对日本战俘勉强算是观感稍好。也有苏联女兵“示爱”日本战俘。

日军战俘和德军战俘多数有意较量，德军战俘喜欢和年轻娇美的女看守厮混，并借此对日军战俘上身到人身攻击，嘲讽其身高、外貌等等不讨苏联女人欢心。

在这种变态的异化环境中，不少日军战俘会有意在执掌实权的苏联女军官面前显露自己：身强体壮、通晓俄语、头脑聪明……以此来博得一位在战俘营中有地位的女军官情人，从而使其在日军战俘、德军战俘中拥有实在话语权。

另一方面，从1946年12月起，苏联开始分批遣返日本战俘，头两年遣返的日本战俘数量较少，所有的日本战俘挤破了头想要从苏联女军官那里开到一张证明，好早日回到日本和家人团聚。

对于热情开放的俄罗斯民族而言，夜晚时分，召一个日军战俘到小屋里喝喝烈酒，聊一聊过往，袒露一下从军以来担任坦克和飞机驾驶员的艰难和趣事，夸赞女军官的英雄勋章，调融气氛，再干柴烈火地睡上一觉，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但对于日本战俘来说，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伺候”好了苏联女军官，就可以顺利回国。

能和劳改所内的女军官打好关系正是这群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能够生存舒适的基本保障，给主管劳动分配的女军官送点巧克力，就可以去温暖的室内工作，或从事农务工作。如果庄稼长得好，还可以收成马铃薯，获得食物。

当然，最好的工作是前往军官家中，帮他们丢废弃结冻的生活废水，这个工作轻松且较体面，还可以从军官夫人那里获得食物。

给生活起居的女军官一些进口的小物件，可以分到相对干净温暖的住所，在碰上不顺意的舍友时，还以为请她调换，这期间的油润关系自是大有讲究。

更不提战俘的劳动薪资微薄，扣除高昂的餐费和其他费用后所剩不多，只有一部分具有特殊技能（科学、商业、文化艺术）的战俘，才能够真正领到劳动薪资。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军战俘成日里抽好烟、喝好酒，不用怀疑，他在军中一定有一个背景良好的女军官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