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汉中传染病医院，已无药可医的夏素文因病痛难忍，儿子王明成恳求主治医生蒲连升为母亲实施安乐死。

蒲连升在巨大的伦理和法律压力下，开出“复方冬眠灵”处方，让夏素文在安眠中结束生命。

这是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但这一行为并未获得法律的认可，后来蒲连升因“故意杀人”被起诉，事情一下子震惊全国。

多年后蒲连升接受采访，提到此事深感后悔，表示即使再有类似情况发生也绝不会再干，哪怕是给100万......

1986年蒲连升因“安乐死”被指控，案件迅速进入法律程序，此事还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媒体也蜂拥而至，各种报道层出不穷，一时间关于安乐死的合法性、道德性和实际操作性成为热议的话题。

80年代的中国对安乐死这个概念还很陌生，公众对它的认知多有误解，有人认为这种方式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是对医学伦理的挑战。

一旦打开安乐死的“潘多拉魔盒”，会带来更多不可控的社会问题，甚至成为一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当然一部分思想开放的公众则认为，安乐死是对患者痛苦的理解与人道的体现，让无望的生命以尊严的方式结束的选择，面对一些无法治疗且无法减轻痛苦的疾病，患者有权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

不管外界怎么说，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当时蒲连升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医学伦理。

法院很快传唤蒲连升，法庭上王明成详细描述母亲在病痛折磨下的痛苦情景，以及母亲一再请求“早日解脱”的迫切愿望，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为母亲的痛苦感到心碎，这才决心向蒲连升求助。

在此期间，他还一再强调所有的决定都出于家属的请求，蒲连升并无任何私利。

然而，法律讲究的是程序和规则，尽管王明成的证词引发旁听者的共鸣，但在法律层面安乐死在中国并未合法化，任何协助患者结束生命的行为都是犯罪。

经过反复审理，法庭最终认定蒲连升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并将其拘押。之后蒲连升不断上诉，而在长达几年的诉讼中，他从未改变自己帮助患者减轻痛苦的初衷。

始终坚称自己的决定是基于病人和家属的意愿，没有恶意、也没有谋利，即便如此最后还是在看守所里呆了498天，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及社会的质疑、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1991年，经过五年的审理法院最终宣布蒲连升无罪，但是这场官司给蒲连升的人生带来不可逆的改变。

若是没有这件事情，他本可以在医学职业上更进一步，因为这件事情职业生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失去医学界的声誉、还从医院黯然退场。

多年后记者采访他是重新谈起往事，蒲连升满是悔意，坦言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即便是患者家属跪地求情，给他100万的酬劳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

夏素文出生在陕西农村，家境贫寒却勤劳善良，成年后嫁给同村的一个农民，婚后育有一儿两女，生活贫苦一家人却相处和睦。

后来丈夫因病去世，夏素文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将三个孩子拉扯大。

人生晚年子女都已成家立业，本应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她却在1984年被确诊为肝硬化腹水，开始与病魔进行漫长的抗争。

1986年，夏素文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原本还能在家中勉强自理，突然无法起床且腹部胀痛难忍，甚至下肢出现严重的水肿，连简单的进食和排尿都变得异常困难。

儿子王明成紧急将母亲送往汉中传染病医院治疗，结果医生告知他母亲的病已是晚期，无法再进行有效治疗，药物也只能缓解疼痛而不能救命。

夏素文的情况日益恶化，腹部胀得如同一个气球，剧烈的疼痛彻夜难眠，呕吐、失禁几乎成为每日常态。

每次疼痛发作都难以忍受，用力抓住床沿、口中不断呻吟......王明成日夜守在病床前，看着母亲被病魔折磨得面容枯槁心如刀割。

王明成多次找到医生沟通，询问还有什么治疗方法吗？蒲连升每次都如实相告，但每一次都只是能撑一天算一天，也就是说母亲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夏素文在清醒时常常拉着儿子的手，略带哀求的语气说“让我走得安生点吧”。听着母亲痛苦的诉求，王明成内心极度挣扎，他明白母亲的心情，也知道母亲不愿再承受这无尽的折磨。

经过反复的思量与挣扎，王明成再三思考后下定决心，走进蒲连升的办公室恳求开点药，让母亲走得安静一些吧，别让她再这么痛苦下去。

当时安乐死在中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蒲连升深知自己若是答应了这个请求将面临何种后果，斩钉截铁地拒绝王明成的请求，还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王明成没有放弃，再三求见蒲连升，甚至还准备一份免责协议，写明一切责任由家属承担，不让医生背负法律风险，到了最后他甚至跪倒在蒲连升面前。

蒲连升被王明成的孝心打动，内心的防线开始动摇，尽管知道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还是决定满足夏素文最后的愿望。

很快蒲连升为夏素文开具“复方冬眠灵”，这是一种能够让人安静入睡的药物，剂量足以使病人安然离世。为确保程序的合法性，他要求王明成在处方上签字，确认这是家属的要求。

药房取药时，护士看到处方的内容不由得心生疑虑，还找到蒲连升再三询问，得到他的肯定答复才给拿药。

事情到这里并没结束，有一定经验的护士都知道此举意味着什么，注射就代表着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大部分护士都不会去做，最后还是找到一个实习护士。

好话说尽再加上各种威逼，最终才将药物注射到夏素文的身体。她渐渐陷入安静的睡眠，再没有痛苦与呻吟，生命在这个夜晚悄然结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安乐死离世的病人。

一开始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关注，几天后夏素文的两个女儿来到医院探望母亲，得知母亲已经去世感到十分震惊。

回忆起母亲生前的种种行为，并未提及自己有放弃治疗的意愿，便对医院和医生的行为产生怀疑，通过与其他病人家属的交流得知关于“安乐死”的传闻。

愤怒之下，两人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告上法庭，并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也就有了上述的一幕。

对于蒲连升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职业生涯的终结，也是内心世界的一次巨大冲击。事件结束后，安乐死在中国的讨论并未就此平息，相反引发更多关于生命权、医疗权利和法律边界的思考。

许多医学专家呼吁，安乐死问题应当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需要结合法律、医学和伦理的多方面考量，毕竟，命的终结方式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还涉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

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开始将安乐死合法化，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许多人希望中国能够跟上国际步伐，为那些在极端痛苦中挣扎的患者提供一种有尊严的选择。

却也有不少人担心，如果没有足够完善的监管机制，安乐死的合法化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甚至成为犯罪行为的遮羞布。

现如今，尽管安乐死在世界多地已合法化，但在我国这一问题仍充满争议，无法轻易下定论。生命的每一步都要谨慎抉择，法律与人道如何同行，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