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后，谁会成为下一任国务院总理，成为了所有人都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出建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2月3日，这个任命被正式公布。

应该说这个任命，大大的出乎所有人预料。

熊向晖记得很清楚，按照当时的排名来看，张春桥的可能性无疑更大一些。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华国锋的出现让所有人心里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呢？”

1976年2月8日晚，叶剑英托人将熊向晖请来家里做客，并明确的告诉他：

“我已经接受了你的意见，和聂帅商量了一下，向中央打了请假报告，已经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

叶帅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到了这一年，他身上所受的压力特别大，有些会议他不得不参加，但参加了又不好说话。

周总理逝世后，围绕谁来致悼词引起各方争议，按照常理，当时正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是合适人选，但当时江青提议张春桥或者王洪文来致悼词，张春桥心里很清楚，无论是他还是王洪文，都不太有资格，于是主动建议：

“还是请叶帅来致悼词。”

叶剑英对他们的打算心知肚明，但他却不准备如此，而是坚决反对，并力主邓小平致悼词：

“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

不过很遗憾，叶帅的良苦用心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邓小平离开领导岗位以后，叶帅也成为众矢之的，家人们当时建议他，不如到广东去养病，但叶帅自己考虑是到广西去，然而这一想法遭到了熊向晖反对。

熊向晖过去一直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与叶帅交情不深，一直到1969年，熊向晖受毛主席指示，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做参谋，研究国际局势，两人才建立了联系。

无疑，叶帅对熊向晖也是很信任的。

1月21日，叶帅请熊向晖到家中做客，就到广东去还是广西去，征求他意见，熊向晖直截了当告诉他：

“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剑英听了他这句话，眼睛登时一亮：

“这个办法好！”

不久之后，叶剑英向中央请假，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

也正如叶帅预料的那样：

“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

也就是在1月21日，毛主席听取了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的汇报工作后，直截了当的说了一句：

“就请华国锋带个头吧，他自以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2月2日，中央发出了通知：

“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其实叶帅之所以向中央请假，并不是身体原因，当时告病假的消息一出来，许多老部下都上门探望，早在1927年江西吉安就同叶帅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老部下、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登门探望，一见面就问：

“首长，为什么不干了？”

叶帅回答了一句：

“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我只好不干。”

当时，叶帅已经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全心全意的把精力放到了国家上。

可当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的消息传来时，叶帅本能的还是感到有些突然，尽管他并不了解华国锋，但从眼下事实分析来看，叶帅认定毛主席不愿意让某些人接班，于是他写了封信给中央，表态对华国锋任命的拥护。

考虑到局势严峻，叶帅后来还特意叮嘱熊向晖，让他不要来他那里，而是通过他的侄子叶选基来进行联系。

熊向晖那时虽然同王震、聂荣臻等人接触，但一开始并没有同华国锋有所接触，所以几次谈话，两人都没有聊到这个问题。

那么，华国锋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据摄影师钱嗣杰回忆，毛主席第一次见华国锋是在1953年。

当时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毛主席乘坐专列一路南下，因铁路线还未通到湘潭，因此毛主席在株洲下车以后，当时还只有三十出头的华国锋赶到株洲同毛主席见面，虽然行程仓促，临时又没什么准备，但对毛主席的问题，华国锋对答如流。

毛主席听了他的回答，笑着说了一句：

“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沉了下去，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也许是因为华国锋是老家的“父母官”，也许是因为他工作认真努力，毛主席记住了这个年轻人，1955年10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34岁的华国锋出席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还特意点了他的名字：

“这个年轻人是我的父母官，一个老实人。”

一句话，说的华国锋满脸通红。

华国锋是山西人，工人家庭出身，1937年抗战爆发后，毅然决然投身抗日前线，在老家交城领导抗日游击队，1949年随军南下，后来就留在了湖南地方工作，前后工作了差不多有20年。

从1956年开始，华国锋就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务。

1965年4月，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视察，准备经湖南到江西上井冈山看看，当时已经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与湖南省委大部分领导还到车站去迎接，不仅如此，当时华国锋还根据湖南省委的安排先行一步到井冈山打前站。

这与毛主席的长期关注是分不开关系的。

提到华国锋，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讲老实话，是老实人。”

1970年年底，庐山会议后，华国锋被选调到中央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华国锋主要分管农业工作，并协助周总理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华国锋接任公安部部长。

1975年1月，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

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华国锋被确认为常务副总理之一。

1976年4月6月，中央再次公布任命，这次公布又一次出乎所有人预料。

华国锋不再是国务院代总理，而是就任实职，任国务院总理，并且又加了一个职务——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尽管从华国锋一路走来的经历，让人能稍微安心，可熊向晖依然不能肯定，他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

不过，最终让熊向晖确认的，则是一件小事。

早在1976年1月，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要来北京，对于这些科学工作者，周总理在生前就非常重视，都要亲自接见。

当时，杨振宁来华，有关部门已经做好了准备，之前本来是计划是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接待，可没几个月功夫，华国锋已经担任了国务院总理，自然在接待也要有不同的安排。

熊向晖负责接待工作，就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当时华国锋略一沉吟，说了一句：

“原本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

按照排序，自然应该是张春桥，但华国锋显然不想让他见。

4月17日，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杨振宁，两人谈了两个钟头，尽管聊了不少国内的情况，但华国锋并没有按照主流的论调来同杨振宁谈，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两句，按照华国锋之前的说法那就是：

“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

事后熊向晖整理了两人的谈话记录稿。

1976年5月底，叶选基到熊向晖家里，熊向晖聊起了他对华国锋的感觉，到6月4日，两人又就此事聊了一边。

叶选基当时提出：

“希望您能向叶帅提出要他见见华国锋的意见。”

熊向晖问道：

“你是不是向叶帅提过这件事？”

叶选基回答：

“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您向我伯伯提。”

熊向晖点头答应。

隔了几天后，即6月7日，熊向晖整理了一大摞资料到叶帅家里，先谈了他对华国锋的看法，又把资料递给叶帅看。

熊向晖聊了华国锋不少事情，比如华国锋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又比如华国锋把安排在阜外医院住院的罗青长安排到了北京医院等等。

叶帅当时微微点了点头：

“这个人是含而不漏。”

熊向晖立即请示叶帅：

“我觉得华人不错，现在他立足未稳，是否帮一帮。”

叶帅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隔了一会儿功夫说道：

“我会去见见华国锋。”

1976年7月的一天，叶剑英给华国锋打了一个电话：

“我想去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在电话那头一听是叶帅，连忙表示：

“我应该去看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扰。”

叶帅只回答了一句：

“你忙，还是我去看你。”

两人在电话里争论了半天，最终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国锋，并约定好了时间。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开不进去，叶帅只能在门口下车，然而让叶帅没有想到的是，等他到的时候，华国锋就站在门口等着，还为他亲自开了车门，这无疑让叶帅很是动容。

两人在客厅落座以后，叶帅说：

“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谦逊的说：

“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听到他说“九亿人民的元帅”，叶帅显得非常意外。

两人谈话顺理成章的展开，当时叶帅主要关心两个问题：

“你的施政纲领是怎样的？”

“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除了那个年代常提的“一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外，华国锋重点谈了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情况，一席话说的叶帅连连点头，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提法无疑是很大胆的。

至于中央人事安排，华国锋则表示：

“除非有主席的指示，人事一概不动。”

这无疑又是另外一个态度，叶帅听到这里，连声说了几遍：

“好！”

说到这里，华国锋向叶帅请示需要注意的问题，叶帅也毫不吝啬的表示：

“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是多个中心。”

叶帅的话无疑切中要害，因为那时叶帅虽然称病离开工作岗位，但军委的工作仍然还是老帅来主抓的，“四人帮”插不进去手。

两人见面谈了问题不少，事后各自离开。

叶帅后来同熊向晖见了一面，把同华国锋见面的情形同他说了一遍，被熊向晖后来写进回忆录里面。

7月底，叶选基找到熊向晖，并告诉他叶帅与华国锋已经见过面的消息，当时叶选基对熊向晖说：

“叶帅见过华后，说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8月15日，叶帅派人通知熊向晖，在西山与他见面。

一见面，叶帅就对熊向晖说：

“你对华国锋看得对。”

聊到最后，叶帅又谈到：

“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

“这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

当天晚上，叶帅性质很高，还特意留了熊向晖在家里吃饭，还一起喝了瓶茅台。

在那个紧张局势下，华国锋确实感觉到自己有些势单力孤。

“四人帮”其实在心里都不服气，可表面上还要装作服从，至少表面上也要装出听从华国锋指示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这么说，他们也有拉拢华国锋的想法。

可华国锋不漏声色的挡了回去。

早在1976年4月，华国锋就向中央请示，建议叶帅出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促成了叶帅在公开场合露面，无疑在那个时候，叶帅就成为了众多老帅的希望。

与叶帅的见面，对华国锋而言很重要。

据华国锋回忆，1969年叶帅被疏散到长沙时，与当时在湖南工作的他有过几面之缘，见面后彼此的感觉都不错，19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梅县地区领导干部，还特意通知他去见了面。

应该说几次不多的联系，为两人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华国锋在中央争取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汪东兴、吴德等领导干部支持。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局势一下子有了新的变化。

“四人帮”趁机发难，给当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了很多压力，关键时候，是叶帅主动站出来称：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不仅如此，叶帅多次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嘱咐他多与老帅们走动走动，争取更多的支持。

当时，党内不少的老干部，如陈云、王震、邓小平、邓颖超、李德生、陈锡联等，在谈论时都指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那时华国锋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如果没有他的支持，这件事情会很难办。

就这样，大家在共同的一个目标下，携手走到了一起。

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找来了李先念，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联络叶帅。两天后，李先念以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突然半途中转道去了西山。当时李先念与叶帅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联系，双方在院子里散布，寒暄了好一阵才正式进入主题。

不久之后，华国锋召集李先念、陈锡联、吴德等领导干部开会，并在会上正式提出：

“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问题，怎么解决？”

那时的华国锋，已经争取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同志，这才正式提出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早比晚好，愈早愈好。”

不仅仅是李先念和吴德，当时的叶帅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10月4日，叶帅驱车从西山进城，与华国锋谈到这一问题：

“不能再等待了，当机立断，以快打慢。”

华国锋则是拍板决定：

“解决时间，最迟在后天。”

两人在一起谈了很多细节问题，叶帅也没有迟疑，从华国锋家里出来以后，立即驱车到了汪东兴那里，那时的汪东兴已经考虑到了一个比较细节的方案，就等着最后的命令下达。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抵达中南海怀仁堂，几乎同时，叶帅也抵达了这里，在这个地方，以前摆着许多的桌椅和沙发，但此时这里只摆着两张沙发，华国锋扶着叶剑英坐下，两人共同下达了命令，并亲自部署指挥。

当各个行动小组完成任务，赶赴怀仁堂报告消息后，华国锋、叶剑英脸上才露出笑容。

在党中央英明决策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紧接着，华国锋又采取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还派了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彻底稳定了大局。

10月7日，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蹬着自行车，快马飞奔去报信。

邓小平很谨慎的把一家人都带到厕所，打开水龙头，在流水声中，他们静静地听完贺平转述的消息。

据邓榕回忆，邓小平因为耳朵不好，在听到消息后似是不可置信，又问了一句：

“这是真的吗？”

等到贺平再转述了一遍，邓小平脸上才露出久违的笑容，虽然表面上看着很平静，但拿着烟斗颤抖的手无疑表明，他此刻的情绪是多么激动。

其实不仅仅是邓小平一家，就在消息传开以后，许多家庭都备酒杯菜，欢欣鼓舞，就连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外华侨也表示：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