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斗酒诗百篇
历史上，酒与文人有着不解之缘，也许酒是激发文人灵感的妙药，也许酒是他们遁世消愁的法宝。历朝历代，酒与文人之间演绎了数不清的故事。唐代，许多文人以酒自命，王绩自称“五斗先生”;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时自称“醉司马”，迁河南尹时自称“醉尹”,又称自己是“醉吟先生”;皮日休称自己是“醉士”;和尚诗人可朋自号“醉髡”，也就是“醉秃”。有些文人经常聚饮，成了著名的酒友集团，如因杜甫《饮中八仙歌》而著名的“酒中八仙”，即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还有在山东徂徕山隐居的李白、孔巢父、裴政、陶沔、韩准、张叙明、被称为“竹溪六逸”。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最高峰，涌现出许多伟大的诗人，其中李白是最具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的诗作充满了丰富、浪漫的想象力，成为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佳作。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被称为“酒星魂”、“酒圣”、“酒仙”。酒的确为李白和他的诗作增色不少。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咏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生动地描述出李白才气横溢、狂放不羁的性格。在李白作品中，关于酒的诗句随处可见，如“举杯潜明月，对影成三人”;“将进酒，杯莫停，但愿长
不复醒。”李白写酒的气势大，前无古人，后无来“会须一伙三百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百杯。虽然他在古代著名的酒人中，酒量不算很大，吉人伙酒超过一石的大有人在，李白不过数斗，但李白旁酒的豪气却无人能及。
他在《陪侍郎叔游洞庭》中说“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他要把湘水和洞庭湖化为巴陵大地上的无限美酒,当李白看到汉水时，想把一江汉水也都化为美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叠曲便筑糟邱台”。李白这样豪气凌云而又满脑子酒意的诗人，古今中外，难有望其项背者。李白过湖北松滋时，泛舟洞庭湖，饮酒吟诗:“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李白写酒不仅仅是气魄大，他也很讲究意境，如“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宜”;“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对酒的领悟也是常人难及的，像“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如不是常与杯中物打交道，那是难有这样传神精辟的见解历史上的文人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于是他们纵情山水之余，酒也成了不可或缺的饮品，“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当然，真正“饮者留其名”的毕竟很少见，李白能留名千古，靠的是诗名，酒名只是增色而已。
郭沫若说李白是生于酒而死于酒。这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生写酒咏酒，最后又死于酒。据说他是在醉酒以后到采石矶的江中捞月亮，结果落水而死。关于李白醉酒的故事，在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相当多的表现。如昆剧中《太白醉写》,京剧、川剧、秦腔中也有李白佯醉痛骂安禄山的故事。美术作品中有“李白脱靴图”、“李白捉月图”、“李白醉酒图”等等。至于后来歌颂李白醉酒傲世、藐视权贵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旧时，一些酒店的酒旗或者匾额上有“太白世家”、“太白遗风”的字样，可见，李白酒名与诗名同样得到了后人
的景仰。唐诗人中善咏酒的人很多，如元稹曾创作《咏醉》十二首，遍咏各种醉态及对醉酒的态度。名目有:先醉、独醉、宿醉、惧醉、羡醉、忆醉、病醉、拟醉、劝醉、任醉、同醉、狂醉等。其中《拟醉》以下五首是醉后赋诗，如《劝醉》一诗:“窦家能酿销愁酒，但是愁人便与销。愿我共君同寂寞，只应连夜复连朝。”诗人聂夷中也有咏酒的佳句，“草木犹须老，人生得无愁”“一饮解百结，再饮破百忧”、“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
唐代文人中，诗名、文名能及李白的凤毛麟角，而流”。嗜酒如李白者，倒是大有人在。诗人孟浩然曾一心想入仕途，向朝廷的重臣张九龄写诗求荐:“俗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后来，荆州刺史韩朝宗约他一同去长安，准备把他引荐给朝廷。但动身那天，他却与几个朋友痛饮。有人提醒他:“你不是和韩公约好一道走的吗?”孟浩然怒斥说:“现在喝得正痛快，还管得了那么多吗!”初唐的王绩，自号“方斗先生”，可见酒量不小。
他常在酒店里打发时间，自叹生不逢时，没能遇见像刘伶那样饮酒的豪客，如能与刘伶在一起闭门“痛饮”，才是人生一大快事。唐高祖武德(618-626年)年间，他待诏门下省，他弟弟王静问他，在门下省待诏舒服吗?他说:“待诏门下省薪水很低，但一天能发三升好酒，倒是让人留恋的很哪。后来，高祖知道了这件事，每天给他发酒一斗，当时人叫他“斗酒学士”。王绩还写过《醉乡记》，说醉乡是真正的大同世界。此人确是酒中痴人。
曲江宴
以集体进餐为形式的社会活动称饮宴，饮宴是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品，为宴会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人们在祭祀时由部落首领将食物分发给部族成员，这可能是宴会的雏形。从虞舜至周代，我国的饮宴制度逐渐成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菜肴更加丰盛，尊卑秩序也有了严格的规定。南北朝以前，宴中人往往席地而坐，贵贱秩序也不分明。隋唐时，进餐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席面由地面升高为桌吃饭的人要坐在椅凳上，靠近桌子，与现代宴席类似。古代宴席种类很多，朝廷的宴会有:庆贺宴会，如庆加冕、册封、庆功、祝寿、重大节日等，臣接驾宴会，还有娱乐性宴会。
依时令而设的，如唐代扬州“角春宴”、长安夏季的“避暑宴”。以设宴场地命名的，有秦末“鸿门宴”、汉武帝在柏梁台宴群臣的称“柏梁宴”、唐代皇帝每年在曲江园林宴请百官及新进士，称“曲江宴”。以宴席上食品命名的，如齐文宣帝曾用香菌设宴，称“凌虚宴”，“曲江宴”因用樱桃，又被称为“樱桃宴”。还有以席间所奏乐歌命名的，如“鹿鸣宴”以餐具命名的，如“琥珀宴”、“玳瑁宴”。按规模大小,
有“正宴”、“曲宴”、“便宴”之分。通过唐代最著名的曲江宴，或许可以了解到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时代的宴饮情况，进而认识酒文化在古代社
会生活中的影响。曲江池位于今西安市郊的曲江村。秦汉时是“上林苑”中的“宜春苑”和“宜春宫”所在地。汉武帝时凿池西地下泉，名为“汉武泉”。隋文帝时引黄渠水入池，水域扩大，池中芙蓉较盛，名为“芙蓉园”。唐玄宗开元年间，曲江池得以扩建，皇室及亲贵大臣均在曲江建亭台楼榭，曲江成为长安最优美的游宴场所。
唐朝新进士的曲江宴，始于中宗神龙年间，至僖宗时黄巢攻陷长安止，历时一百七十余年。该宴有许多别称:因设宴在关试(吏部考试)之后，称为“关宴”;因宴会地点在曲江池西杏园，又称“杏宴”;因同榜进士共聚曲江，又称“曲江大会”;因宴后，众进士各奔东西，相聚短暂，还有“离筵”之称。
播乐工舞妓，登彩舟听歌观舞的;也有留恋在仕女中调黎嬉戏、卖弄风流的;还有些嗜酒的新进士在草地脱掉
衣帽，狂饮酣醉。从流传下来的一些诗歌中也能了解到曲江宴的盛况。如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王涯的“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刘仓有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州。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
流”。许多昔日进士，多年之后还会想起曲江游乐的情景，恐怕此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春日，看到古寺中两株杏花开放，想起曲江杏园游乐的盛况“邻居北郊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曲江满园不可到，看此宁避雨与风”。诗人刘禹锡被贬十年后，回到长安，在独游曲江后，写成《曲江春望》“凤城烟雨歇，万象含佳气。醉后人狂倒，花时天似醉。三春车马客，一代繁花地。何事独化怀，少年曾得意”。不知是对已逝青春的追忆,还是对当下失意的自怜。
酒税
随着酿酒业的发展，以及民间对酒需要量的增大，古代统治者们意识到政府垄断酒的销售有利可图。西汉武帝采纳子桑弘羊的建议对酒实行官卖制度，政府只收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废除了酒品》类，政为民间每卖一升酒，抽四文钱的税，这是酒税开始。
两晋六朝饮酒风气很盛，有些朝代在一定时期内旁行过酒类专卖。据《陈书·世祖本纪》记载，陈文帝嘉二年(561年)，大臣虞荔、孔免以国家收人不足奏请抽盐税和实行酒类专卖。
唐朝即抽酒税，又实行地方性的官卖制度。安史乱后，肃宗以粮食紧张为由禁止京师卖酒，对外地卖酒者提高税率。文宗时实行官府专卖。唐代还实行过酒曲专卖，政府垄断酒曲，依照民间买曲数目收税，另外官府还酿酒出卖取利。
宋初酒税收入不多，真宗时酒税有所增加，仁宗时对西夏、辽的战争费用较大，提高酒税成了政府扩大收人的重要来源。后来，索性通过提高酒价来增加收入南宋时酒价比其他物价涨幅都大。
北宋政府对未经官府允许私造酒、曲的，要处以严刑。北宋政府对酒类专卖规定有:城镇地区由官府酿酒出售，乡村百姓买扑酒坊。所谓买扑，就是官府将某一地域造酒卖酒的专利给予某人，由某人按官府规定的数额、时间，缴纳买名钱和净利钱。买名钱可能是购买专利所需的钱，净利钱可能是卖酒所得的净利，要缴一部分给官府。这种买扑制度避免了官办商业的一些弊病此外，在四京(今河南省开封、洛阳、商丘、河北大名)等处实行官府卖曲，民间用官曲造酒之法。另外，广东、福建等地山区有瘴雾，当地人有以酒为药的习俗，政府准许民间自酿，但要缴税。
北宋官府造酒一般用三种人:士兵、罪徒和雇差百姓，其中以轮差士兵为主。有些地方专设厢军清酒指挥。官府所造酒曲除自己卖以外，还批发给一些乡村酒
店向百姓出售。南宋初年，金兵南下，军情紧急，军民各自为战，急需筹款。各地方政府纷纷造酒、曲出售。宋金和议后，南宋政府加以整顿，仿北宋实行万户酒法，即将酒税分摊，由百姓分担而允许民间私酿。
总体来看，宋朝酒法弊端很多，一是官府造酒低劣，百姓不愿购买，从而百姓因私酿犯法者很多。二是官府想通过酒税增加收人，就会以获利多少为官员升降的标准，官吏们就会设法多售，以致有的官府招娼妓为酒保诱人酗酒。雄
元朝设专官办理酒税，官府每酿一石输钞五两、私人每酿一石缴十两。元代酒税有民族歧视的特点。如汉人酒税“息十取一”，色目人(元时主要指在元政权范围内生活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地区的人种)是“三十
取一”。明清两代大致是允许私酿的，政府直接向酿酒者征税。酒税并人商税，无专门管理酒税的机构。明代，酒按商税标准，三十取一。清代规定酒户向政府按月、按季缴纳税钞。对贩酒人专门设关卡查税，如发现酒坛上没有税官贴的“烧锅发票”，以漏税重罚。
从看类官卖和酒税在历代的沿革来看，起初政府在实行酒类官卖，但一方面由于官办商业端很李，酒质低劣，官吏舞弊等，另一方面民间私酿风气难禁所以常常官卖与酒税双管齐下，或以酒税为主。再有就是每朝之初酒税一般较轻，随后慢慢加重，以致百姓不堪重负。如宋朝时，酒税仅次于粮税(分夏秋两季征收的税)、盐税，居政府税收的第三位，可见酒税之重酒税成为历代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政府求利心切，酒税往往成为封建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