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是个商业口记者，在《南京晚报》跑东西区市场价格和警事新闻。

1949年大军进城，把他们按照旧政府人员安排，进行一年的政治学习，再打散分配到北方各地去做教员。

我姥爷就分到太行山下石家庄了，这边老八路进步青年比较多，就他一个南京来的旧军公教，所以一运动，他就老老实实先把检查写好交上去。

他写自己的个人错误，主要是“生活不够精打细算，缺钱了就去找同学借（他有俩同学在北京外交部，没有孩子负担小)，没有想办法自己克服困难。”这种避重就轻的检讨非常对。

他的自述、个人简历、交代材料都留有底稿，防止记忆失误两次写错了被怀疑。

这个小本本在我手上。

本上记录的社会关系有一人，是他中学学长竺津，竺可桢先生的公子。

竺津南京城破前，曾经拉我姥爷去参军、考军校，我姥爷是家中唯一劳动力（16岁)，没法抛下父母，没有成行。

竺津上了军校，又军职，后来被地下党感召，参加革命、没有去台。

50年代末，我姥爷在竺津的条目下标注为“历史反革命”。（你的朋友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你要跟组织交代，等别人给你挑出来就完了。）

60年代初，我姥爷在手稿上又补充，“人不在了”。

他的竺学长1957年划为右派，1961年死在了管教所，饿病而死的。

深夜的时候，容易想起祖辈的一生，和他们在人生中所经历的垃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