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9日，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500万人，并以“进军满蒙！经济挺进，首先大规模移民”进行动员。

据统计，1931年至1945年，总共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18万户，55万人左右，到1944年止，日本移民共强占中国东北耕地152.1万公顷。

大批的日本平民移民中国东北，享受着上等公民的权利，住着掠夺来的房屋，开发着原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用廉价的工钱驱使和奴役着这片土地本来的主人，不仅继续制造着中国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而且大肆挑拨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关系。

日本的这种大规模移民一直延续到二战末期，一些在国内穷困潦倒，或者本来就资财雄厚并具有开拓意识的日本国民来到中国东北。所以，日本全民在侵略厚利的诱惑下欲望膨胀，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死心塌地的主战派。

2004年由日本东宝映画公司投资12亿日元拍摄的电影《赤月》，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电影的女主人公森田波子与丈夫森田勇太郎从日本小樽来到中国东北开设酿酒厂，因为波子的昔日峦人——军官大杉从中帮助，酒厂日益红火。在中国的土地上，森田一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实现了在国内没有实现的理想。

影片显示的日期就在二战后期，而森田一家只不过是数十万移民洪流中的一员而已。那些日本移民当然不会不知道他们的政府、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肮脏和血腥的，之所以大多数的日本移民仍然感觉心安理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陷入了一种丑陋的胜利者的心态。

曾在日本特务机关服务的意大利人万斯白在《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中举例揭露:在海伦,日本移民雇用军队“扫荡了四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人居住”；在依兰，“专门威逼华农放弃他们肥腴的土地，让日本移民占据”。富锦县一王姓人家，因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出卖，全家老少八口一齐被枪杀。

与被赶出、生活无着而冻饿于四野的中国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移民每户占地20公顷，平均每户农业收入达2622元,除去生活花费外,还余1022元,过着丰裕的生活。

1938年秋天，为了给日本移民清理出土地，日军纵火烧毁了中国农民的房屋，从依兰县城到土城子村烧得七十五里没有人烟，一百多个中国农民惨遭杀害。杀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用刺刀挑死；另一种是用细绳将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拴在一起扔在江中，日军给这个杀人方法起了个名字，叫“燕子凫水式”。

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有八百多个开拓团侵入中国东北。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大量征兵。青年男性开始不敷使用，开拓团也越来越少，日本青少年义勇队开始占据移民的主体地位，每年以一万多人的速度迁往中国东北。日本青少年移民到达中国不久，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以及枯燥的生活诱发了一种被称为“屯垦病”的精神疾病，一些人肆意地将强奸、殴打、偷抢等暴行加害在驻地邻近的中国农民身上。

但他们毕竟是心虚的，在《赤月》一片中可以看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移民也唯恐逃之不及，以免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然也有顽固不化者，他们甘愿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坚决不离开这片他们“深爱着”的中国土地。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

日本投降后，许多中国东北人陆续来到设在“开拓团”本部的难民收养所领养日本难民。据统计，在1945年寒冷的冬天里，共有四千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被中国农民收留和抚养。在长春市有一栋中国养父母楼，1945年这些善良的中国妇女收养了许多日本遗孤，20世纪70年代后这些遗孤返回日本，楼里只剩下了这些孤单的老人。

在松本一男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中这样说：（日本）往日对武士阶级的敬意，变成了对军人和官僚的憧憬保留下来。不仅是民间，官府也对尚武的风气给予高度的评价，公然表露了阶级差别意识。直到昭和初期,在日本的户籍中始终记载着华族、土族、平民和新平民等阶级。

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并非只是战前的军部独裁统治所培育出来的,也有其历史传统。战时的日本，连佛家的僧人也是支持战争的，他们甚至被武装起来，时刻准备参加“圣战”。因为日本本身的佛教，是已经十分世俗化的宗教。日本佛教净土宗创始人亲鸾上人先后结过两次婚，有四男三女；连如上人更是妻妾成群，生育了27个子女。为此，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德在《日欧文化比较》一书中这样描绘：

日本和尚在安逸和休养中过日子，为了逃避劳苦而加入教团，全力支持侵略战争，竭力干所有内心肮脏的和肉体上一切禁忌的罪孽。

勿忘历史，清算日酋军国主义余孽。via:二十四桥观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