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活路吗？”内蒙古一名男子是收玉米的粮贩子，辛苦几年挣了50多万，没想到，执法人员突然冒出来，说他非法经营，不但没收了他21万元的玉米，判刑1年，还罚款20000元。妻子受不了打击，患上了重度抑郁症，还吃药寻死觅活，男子愤怒了，决定上诉，二审却有了不同看法。

2014年的一天，王启民接到女儿要学费的电话，他坐在自家田间地头，一边抽烟一边发愁。

王启民有一儿一女，女儿考上大学，儿子学习成绩不好，对理发感兴趣，他就想学一技之长，将来开个理发店。

王启民觉得女儿给家里光耀门楣了，儿子也挺上进，他这个当父亲的很支持。

可一儿一女的花销，让这个不富裕的家庭很吃力。

对于他这个地里刨食的家庭，辛苦一年，省吃俭用，也就挣个年吃年用，根本存不下钱。

穷则思变，如果不想办法，以后儿子成家立业花钱的地方更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王启民开始琢磨来钱道了，一次，他开着四轮车拉玉米去粮站卖，村里的吴大爷，问他能不能帮自己把粮食拉过去卖掉？

他们当地主产玉米。可因为近年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弱病残，春耕秋收就不错了，是没有能力把玉米，运到几十里外的粮站换成钱的。

王启民一下子找到了商机，自己何不做一个二道贩子，从村民手里收玉米，然后再拉去粮站卖，中间挣个差价？

这样，既帮着村民把粮食换成了钱，自己也能挣个辛苦钱。

说干就干，2014年11月份，秋收后，等颗粒归仓，他就开着农用车挨家挨户收玉米。

王启民给的价格很公道，去掉杂七杂八的费用，他一斤就挣几分钱。主要是靠走量。

就这样，王启民起早贪黑辛苦了几年，终于让家里的日子变好了，存下了几十万，由村里的贫困户，变成了小康家庭。

可人怕出名猪怕壮，王启民有钱了，有的人就妒火中烧，2015年3月，他竟然被人举报了。

工商局接到举报，几个执法人员直接上门，说有人举报他收玉米缺斤短两，在称上做手脚。

真是天地良心，王启民首先是一个农民，其次才是一个粮贩子。

他深知老百姓种粮食，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都不容易，他不会做这缺德事。

而且，他也没压低价格，每斤就挣几分钱差价，他不是奸商，良心很正。

工商局一查，王启民称上确实没作弊，但是他属于无证经营，于是把王启民移交给警方。

经过警方调查，王启民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在没有去工商局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就开始收粮食，属于违法经营。

王启被移送检察院，检察院提起公诉，他不但被没收价值218288.6元的玉米，还被罚款20000元，同时被判刑一年。

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一时想不开，竟然得了重度抑郁症。

在她看来，他们夫妻老实本分，任劳任怨，用自己的劳动挣钱，不坑人不作恶，咋就违法了呢？

又没收又罚款的，要知道他们挣这点钱多不容易吗？她和丈夫累死累活，人家都猫冬了，他们还早出晚归的收玉米，自己挣点钱养家，也方便了大家伙，何错之有呢？

王启民为了脱罪，一咬牙花钱雇了个律师，他知道，自己锒铛入狱，这个家就完了。

2016年4月15日，一审法院认为王启民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决王启民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妻子受不了打击，吃了安定想走绝路，被王启民及时发现救了回来，他很憋屈，直接提起上诉。

那么，从法律角度，该如何认定这件事呢？

1、王启民没有办理相关收购手续，构成违法。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粮食收购被定义为“指向种粮农民、其他粮食生产者或者粮食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批量购买粮食的活动”。

王启民作为农民，从村民手中批量购买玉米并转售至粮站，其行为本质上符合粮食收购的定义。

然而，根据条例规定，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个人或企业通常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并办理相应的粮食收购资格和工商登记。

王启民在未取得相关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情况下进行粮食收购，违反了这一管理要求。

2、一审法院判决有法可依。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王启民的行为，虽然违法，但其行为并未显著扰乱市场秩序。所以应该从轻处罚。

他作为农民，帮助村民解决卖粮难题，并以公道的价格进行交易，未涉及欺诈、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此，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来看，王启民的行为难以被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3、二审法院判决具有重大意义。

王启民的案子，成为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之一，通过这个案件，也让收粮食资格审核管理办法，进行重新修订，以后个人再收粮食，不需要办理粮食收购证了。

对此，你怎么看？

（王启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