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3日，国民党上将王陵基得知胡宗南乘飞机逃走后，气愤的给西康的贺国光打去电话，让转接到台湾，他要向蒋介石状告胡宗南抛弃部队擅自逃跑。 在1949年晚期的中国内战中，罗列部队的悲剧展开了一幕生死攸关的逃亡。这支部队原本驻扎在甘相营，但随着局势的急转直下，他们被迫面对无情的命运。 事件的起点可以追溯到9月29日，当时蒋介石的军官和士兵们还沉浸在未被打破的平静中。然而，这一切很快被一阵劝降的呼声打破，唐式遵率领的部队悄然离开了甘相营，留下了罗列和他的部队。那天下午，紧张局势迅速升级，解放军的进攻使罗列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罗列的情况很快变得岌岌可危。尽管他试图保持镇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军的包围网越收越紧。晚上九点，罗列和他的部队不得不匆忙撤离甘相营，他们走了两天，终于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村庄里停了下来。然而，他们的安全感只是昙花一现。 在部队刚刚安顿下来不久，罗列就接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被三面的解放军团团包围。现实迫使他做出决定，罗列决定带领部队向大小凉山方向突围。然而，他们的逃亡之路充满了险阻。当部队接近山口时，对面和小川两侧的山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罗列命令部队边战边退，但激烈的交火和地形的限制使他们伤亡惨重。 战斗持续了十多分钟，但前方的路途似乎愈发遥不可及。罗列不得不再次作出决定，他命令部队转向，试图突围至大小凉山。但行进不到五里，他们就遭到了彝族武装的四面包围和机枪扫射。险境中，罗列和他的卫士连只能试图攀登一个山坡寻找出路。 山坡上的交火尤为激烈。彝族武装的火力强大，罗列的部队在重重包围中逐渐力竭。面对无法突破的局面，罗列下令部队投降，自己则孤身躲入了附近的树林之中。尽管他设法暂时逃脱了敌人的视线，局势已经明晰：他们无路可逃，只能等待命运的裁决。 在1949年12月，胡宗南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紧急且关键的军事和政治动向。当月23日，正值内战接近尾声，胡宗南作为蒋介石临时委任的“西南军政公署代长官”，在极度不稳定的政局中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这一天上午10时，他悄然离开了成都，从位于城北的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出走，只带上了罗列、沈策、丁德隆、周士冕、李犹龙等少数几名亲信。 起初，胡宗南的飞行计划是直接前往西昌，然而途中遇到恶劣的气候条件，不得不改变计划。最终，在当天下午7时，飞机降落在了远离大陆战火的海南岛三亚机场。这一突然的行动，未经蒋介石的批准，导致他在台湾的蒋介石感到极度不安，急忙四处寻找胡宗南的下落。 随着胡宗南的消息终于被确认他已逃至三亚，蒋介石立刻派遣了顾祝同前往三亚，任务是对胡宗南进行“查办”。然而，在顾祝同的干预下，胡宗南被允许前往西昌“戴罪立功”，而不是直接前往台湾。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不敢飞往台湾与蒋介石见面，而是派遣了参谋长罗列前往台湾汇报情况。 罗列在台湾对胡宗南的行为进行了美化的报告，使得蒋介石的怒气稍微缓解。对于胡宗南的“查办”最终也就不了了之。12月26日，胡宗南在三亚电令给已经逃至海口的蒋竹三以及其他几名亲信，指示他们留在海口，准备一同前往西昌。与此同时，胡宗南也对其他人员发出了自由前往台湾的许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在蒋介石政权日渐衰败之际，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不信任氛围达到了顶点。当时，胡宗南不得不再次前往西昌，尽管这一地区并非他所希望的驻扎之地。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统治已岌岌可危，蒋介石的权威和影响力急剧下降，使得胡宗南的地位和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胡宗南的秘书长周士冕对此感到极为不满。周士冕原本并不愿意再次前往西昌，但胡宗南坚持要求他去。这种命令让周士冕感到极大的不快，他甚至在海口公开表示，胡宗南在临终前还要拉几个朋友垫背，这种行为让他难以接受。 此外，胡宗南为了稳定军心，还在海口散布了一个谣言，声称逃亡台湾的袁姓人士已经被处决。这个消息虽然不符事实，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此举显然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效仿袁姓人士的行为，私自逃离。由于这个消息的影响，许多人害怕被同样对待，因此不敢擅自离开，只得留在海口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在这种充满不信任和内斗的氛围中，胡宗南的地位显得尤为艰难。他虽然重返西昌，但实际上心知这不过是在等待不可避免的失败。这种无力回天的局面，使得蒋介石的势力如日中天时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命令难以行使，上下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充满了猜忌。 来自 章冼文主编. 民国高级将领档案解密 第1卷[M].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