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日本人在大庆疯狂找油，打了很多口井，其中有一口，距离最后喷油的松基三井只有2公里远，这口井的深度是1000米，而松基三井是在打到1300米时候喷油的。 1928年，日本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系统性资源勘查。他们派出了多达十几支调查队伍，系统地对该地区的地质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和评估。 1929年3月，地质专家新带国太郎率领的精英团队深入牡丹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地带进行石油勘探。他们在严苛的自然条件下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希望在这片广袤的森林中找到宝贵的石油资源。尽管团队配置精良，新带国太郎的专业指导下，团队成员对各种地质标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遗憾的是，这次探险未能发现任何石油迹象。 1930年，随着军事扩张的步伐加快，日本对东北地区的石油需求更加迫切。在松辽平原地区，他们信心满满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钻探活动。其中，一口钻井的深度甚至达到了1000米，但依旧未能觅得石油。据传，这次勘探由于持续时间过长，引起了当地抗联力量的注意，日本勘探队在抗联的多次武力骚扰下，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次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口深达1000米的探井，与几十年后中国勘探队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大庆油田仅相距不到两公里，且深度相差300米。这一历史细节表明，尽管日本队伍的技术精良，他们却因战争与局势的变化，未能最终开采到这一宝贵的资源。 日本在东北未能找到石油之后，转而将勘探的焦点转移到了资源更为丰富的东南亚地区。 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突袭之后，日本不仅造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大损失，同时也迅速向东南亚扩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东南亚是日本极为重视的资源获取地。在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尤其是石油和橡胶供应的断绝之后，日本面临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些制裁迫使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以保证其工业生产的持续，尤其是战争机器的运转。印尼和缅甸是当时东南亚主要的石油生产区，年产量可达900万吨，足以满足日本的需求。 然而，即便日本成功占领了这些地区，其获取石油的路途仍充满困难。占领前夕，英国和荷兰的殖民政府已经预见到可能的危机，采取了“焦土政策”破坏油井和炼油设施，甚至连输油管线也未能幸免。 日本尽管在1942年初占领了东南亚油田，但其原油生产的恢复却进展缓慢。日本本土缺乏足够的石油工业专业人才，不得不从国内调派大量技术人员前往东南亚，尽管如此，直到1943年，南洋油田的产量才逐步恢复到战前水平。 在日本尝试恢复东南亚油田产能的同时，运输问题也成为其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日本的运输舰队在战争中消耗巨大，加之美国潜艇的频繁袭击，使得从东南亚向日本本土的石油运输线路遭受严重打击。1944年，随着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逐渐占优，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几乎被完全切断，导致石油几乎无法运回国内。 日本海军的部分舰队被迫驻扎在菲律宾和印尼一带，利用当地油田直接供应燃料。这种情况在菲律宾莱特湾的海战中达到了顶峰，日本海军为了燃料补给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调动。 随着资源短缺情况的不断恶化，日本在国内也采取了极端措施，如使用豆油和松脂等替代燃料。日本的许多民用及军用船只也被迫改为使用煤炭。 1945年，随着盟军对日本本土的持续轰炸和封锁，以及苏联的加入战争，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世纪50年代，面对全球地质学界普遍接受的海相生油理论，中国的地质科学家们面临巨大挑战。该理论主张石油主要来源于海洋生物，而中国的地质结构中缺乏中、新生代海相沉积地层，因此被国际同行视为一个石油资源贫乏的国家。然而，这一看法并未阻止中国科学家的探索精神。 1954年，黄汲清与谢家荣被任命为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他们负责指导全国范围内的石油普查工作。1955年中国开始在准噶尔、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及松辽等大型陆相沉积盆地进行石油普查。其中，松辽平原的选择尤为关键，尽管此前日本人在该地区探查了30年未果，黄汲清对其潜在的油气资源抱有坚定信念。 1955年6月，黄汲清紧急下达了对松辽平原的石油踏勘任务。8月，东北地质局派出的五人小分队在松辽平原展开了具体的踏查工作。此后不久，该队报告称在泥页岩样本中发现了荧光反应和油味，这是发现油田的重要迹象。 1958年4月，松辽石油勘探取得初步成果，501号钻机在该地区首次打出油砂。这一成就意味着松辽平原的油田勘探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 1959年4月11日，“松基三井”项目正式启动，钻井工作全面展开。9月，工人们在1357至1382米的深度进行射孔作业，不久，原油开始从地层中渗出，9月26日，大量原油如喷泉般汹涌而出。 大庆油田的开发极大改变了中国的能源格局，该油田拥有56.7亿吨的储量和年产4000万吨的生产能力，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油田之一。从此，中国在国际石油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