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7年，大棘，今河南柘城县安平镇。两个祖上阔过的春秋公爵国，郑与宋展开了一场乌龙大战。
这场战争可谓段子频出。
宋国大夫狂狡名字听上去既“狂”，又“狡”，感觉像是“紫薯哥灭霸”那样的BOSS人物吧？结果他作战的时候，看到一名郑国士兵掉进了井里，竟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手中的长戟倒转过来，把那名失足落井的郑国士兵拉了上来。
这本是极有风度的贵族做派之举，结果谁成想，那名被救上来的士兵反手就把狂狡擒获，救命恩人成为了自己的战功。
狂狡之失，好歹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宋军主帅华元的操作则更迷。开战之前，总要鼓舞一番士气，于是便杀羊犒赏士兵。可是分羊肉的时候，竟然没有他专属战车的御者，也就是车夫的份儿。
自古以来，好吧，春秋时候已经算是“自古以来”的“古”了。主帅施恩，总要先可着身边亲兵的份儿，怎么可能得罪掌握着你背后安全的伙伴？
果然，开战以后，那御者就对华元说“吃羊肉的事儿，你说的算；打仗的事儿，我说的算！”
于是，这位大兄弟开动战车，快马加鞭，一头冲进了郑国的战阵里，带着还没回过神来的华元当了俘虏。
宋国可谓是春秋时期的段子手，祖上宋襄公就贡献过“宋襄之仁”这样形容对敌人仁慈导致自己失败的成语。
可是，一切的行为都有自己的原因，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无缘无故地作妖。郑国和宋国之所以兵戎相见，既不是保家卫国，也不是以剑拓犁，而是背后两个超级大国楚国和晋国争霸的代理人战争。
郑国和宋国地处中原黄淮之间，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北面是晋国，南边是楚国，两者都是庞然大物，却都小心地收起自己爪牙，整个春秋时期两国直接交锋的名场面只有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此外，都是驱使自己的仆从国去进攻对方的仆从国。
宋国的背后是晋国，而郑国则听命于楚国。两国的交战看上去状况百出，可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在角力。
懂的人都懂，也许狂狡的选择未必不是一种自保。
“兀那郑国的小子，老夫用戟把你拽上来，你把老夫绑了送你们那儿！这腌臜仗，老夫是打够了！”
二
2631年后，杭州。
2024年8月12日中午，某外卖平台一男性外卖骑手王某某在送外卖过程中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该外卖员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派送遂下跪，后引发现场人员聚集。
我们在生活中，谁没有看到行色匆匆的外卖员呢？是他们不想好好走路么？在系统算法的要求，甚至是逼迫下，他们一再被压缩递送时间。甚至到了小区，根本不让外卖员入内，或者要求他们把电动车停在大门外，靠着双腿去走到小区的楼宇，然后上楼送到家门口。
所以，当他们摔倒，或者出了车祸后，第一想到的不是自身的伤势，而是即将超时的外卖。在这种情况下，“把栏杆踩歪”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必然会大概率产生。
可是，保安去管理外卖员是他们嫌自己的事情太少了么？外卖员的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确增加了小区里的安全隐患，带来了居住环境的嘈杂，以及加剧了公用设备的损耗。这些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很多小区，特别是高端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电动车进入，或者仅开放一个外卖通道。
我们小区楼有21层，有些快递员虽然交货的地方是低楼层，但是他们习惯进电梯先按到21层，这样等和业主交接完，电梯正好下来。
有些时候一楼送的快递多了，还会用大箱子挡住电梯，不断地往外拿快递，但这样就无形中降低了电梯的使用效率，让别的楼层的业主白白耗费时间。
更加严重的是，这样会增加电梯损坏的几率，就像我们楼的电梯隔三岔五就要坏一次，最近不得不动用业主维修基金更换变频器。所以，有不少业主也在呼吁加强对于外卖员和快递员的管理。在他们的心目中，两者都是一样的。
有反感外卖员的业主，自然也有欢迎的。他们就是点外卖的那些人。等外卖的时候，唯恐速度不快，讨厌送到小区门口而不是送餐上门。如果加强了对外卖员的管理，会让这些人感到十分不方便。
更有意思的是，反感跟欢迎，往往是动态转换的。同一个人，点餐的时候想挥鞭向外卖员，不点餐的时候则不愿自己的生活被打扰。这种“喜厌二相性”无关于道理，只在于立场，甚至转换得特别快，也特别薛定谔。
更进一步，小区的居民组成也影响了该小区保安对于外卖的态度。老人多，自家做饭的多自然希望清净，年轻人多，租客多则往往倾向于外卖。
所以，看上去这是外卖员和保安的矛盾，但本质上这是同一个小区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差异。
点餐人的压力给向平台，传导到外卖员那里；非点餐人的压力给到物业，传导到保安那里。
外卖问题看起来不大，所以往往不会上升到业委会讨论的层次，却又和我们息息相关，避免不开。于是，在小区顶层设计上缺失的探讨与博弈，被传导到了执行的一线，就促成了保安与外卖员的冲突。
他们是不同利益的业主/租客的代理人，没有在业主/租客层面爆发的矛盾，在保安和外卖员的层面遮挡不住了。
套用《三国演义》中的一句话，大家是“各为其主！”
三
为什么这场矛盾爆发在居民小区，而不是同样点外卖很多的写字楼？
很多写字楼规定，外卖只能送到规定的取餐点，而非直接送到点餐人的手上。甚至设立了专门的点餐保存柜。而有些酒店在收到客人点的外卖后，会用机器人的方式完成送餐的最后一百米。
那么，写字楼和酒店的模式是否能被居民小区所借鉴呢？
酒店的模式虽好，但本质在于成本的高企。写字楼的模式，对于点餐人个体来说，本来就是上班，不需要另换衣服，下个楼拿餐可以当做离岗休息，而如果在小区之中，宅在家里不想动弹，没化过妆穿着睡衣不想动弹，电影看了一半不愿中断不想动弹，外面下雨不肯走到小区门口不想动弹，不想动弹的理由太多了……
而对于写字楼物业来说，点餐人不过是业主的员工，其话语权比作为小区业主弱得多，自然也能管理得更加规范和严密。
那么，我们是否能形成更加规范和严密的社区管理制度呢？
在业主的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抛给一线执行层的保安和外卖员？
换句话说，业主是否能够更加强有力地形成社区共识呢？
最近上映《神偷奶爸4》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被越狱恶人追杀的格鲁一家搬到五月花镇，为了融入社区，格鲁主动跟邻居搭讪，参加网球俱乐部的活动，而妻子露西则和邻居太太喝茶聊天。这反映的是美国高端社区文化，有着强烈而划一的社区共识。
大到社区公共财物支出，小到轮流举办派对，还规定了房屋外立面的装潢、家门口草坪的草种等等。更有甚者，如果有业主不遵循社区的共同规定，其他业主组成的社区管理机构甚至有权拍卖你的房屋。
这一切看着很洋派，但是仔细想来，又觉得十分熟悉。实际上这就是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美式翻版。在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乡。更多依靠宗族自治，决定乡土中的大小事务。而这样的美式社区除了没有血缘关系外，与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轮流主办派对像是过年节大家轮流请戏班子，社区自治类似于族中公议。
可以说这样的社区，就是以共识作为基础，并且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共识。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对于外卖如何安排，保安怎样应对都会有相应被认可的规范（比如杭州事件中，保安凭什么罚外卖员200元），从而不至于形成业主间的矛盾传导在保安和外卖员之间，形成本无必要的紧张关系，甚至是代理人战争。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把社区当成家。
看上去这不是一句废话么？
社区，当然是自己居住的家，可是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么？在中国，房子虽然有居住属性，但是往往这是最不被看重的。人们把房子当成金融产品去保值，当成学区、医疗，甚至社保的入门凭证，甚至是当“包租公”的生产资料。
而当自己的生活发生变化之后，就会进行以换房为行为的资产重新配置。名为业主，但是基本不会把房子当成安身立命的家，最多十几年就考虑换房。业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租客了。
在这种情况下，小区里住上十年，楼上楼下邻居认识不全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小区是我家”不过一句口号。也正是因为大家彼此不熟悉，在业委会和物业的各种会议上，大家才难以形成共识。
形成共识的基础是妥协，我跟你都不认识，我干嘛要向你来妥协呢？
社会文化没有形成，大家只按照自己的利益形式，利益没法一致的情况，那就只能发生“战争”了。
只是睡觉的地方，成不了家啊！
四
送外卖必然是一个要消亡的职业。
这个职业在过去的几年，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起到了社会蓄水池或者就业泄洪区的作用，在相当重要的意义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外卖员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虽然我们慨叹外卖员被困在了系统的算法之中，可是这是从人的角度如此，如果转换成机器的角度，这说明了送外卖的工作高度适应算法系统，是AI应用的完美场景。
就像现在的无人快递车，酒店外面的机器人一样，必然会更为广泛地铺开。
这当然会有阵痛，但是就像轿夫必然会消亡，大运河上的帆船也会被淘汰，我们在几百年前曾经吃过变革之前固步自封的苦，没必要在今天怯于主动转型。可转型之后，驾驶员代替了轿夫，引擎船代替了帆船。新的事物总会出现，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于新事物的定义权。
那些繁琐、单调、沉闷的工作应该交给机器，让算法催动机器为人来服务。人不应该砸碎机器，也不应该做机器的事情。
诗和远方，不该属于机器，而是属于人。
但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自己走过去。走遥远的路，脚是会痛的。而那些在过去，以及未来可见的时间里做出贡献的人们，就像外卖员一样，不能就像吃完橘子之后剩下的皮，随随便便扔进垃圾桶。
当他们面对克苏鲁一样庞然的科技造物、算法系统的时候，当整个社会在转型前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当我们抬头望向远方而双脚还留在当下时，所有用汗水来创造价值的人都应该被致以崇高的敬意。
人，是一切实物衡量的标准，也是一切问题的底线。当技术尚未能解决技术的问题，那就从人的角度做出选择。
我如何，我身边的世界就如何。我多给出一份善意，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善意。反之亦然，我何不选择从善而行？这样说来，宋大夫狂狡还真有一分“狡猾”呢！
我们不是棋子，也不是战争的代理人。
我们是人，人的利益本应一致。
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