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 4 月，刘珍年击溃张宗昌，生擒了老上司褚玉璞。刘珍年向褚家索要赎金二百万，经张学良从中调解，褚家凑齐了五十万大洋。刘珍年收钱后却违背承诺，将褚玉璞枪杀。

两个月前，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纠集旧部将领褚玉璞、方永昌等人，率领收拢的一万多武装力量，在龙口登陆，妄图占据胶东地区，进而掌控整个山东。

掌控胶东的是刘珍年，他不久前获南京任命为暂编第一军军长，下辖五个师，拥兵二万。按理说，以张宗昌手中的万余乌合之众，绝非刘珍年的敌手。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战斗刚打响，除了刘珍年兼任师长的第一师，以及其亲信何益三掌控的第三师，其余三个师的官兵纷纷在阵前倒戈，投靠了张宗昌。

这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包括刘珍年在内，暂编第一军的大部分官兵，皆为原直鲁联军的旧部。

一年前，北伐军进攻山东时，张宗昌在败退之际，委任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方永昌为胶东防御总指挥，十三军军长刘志陆为副总指挥。

方永昌既不敢与北伐军作战，又不愿舍弃胶东地盘，于是想出一个自认为高明的办法，他让旅长刘珍年代管军部事务，自己跑去大连观望局势。

方永昌离开后，刘志陆为争夺胶东的控制权，召集方永昌部的四个旅长开会，刘珍年感觉情况不妙，未去参加会议，而另外三个旅长则在会场被扣押，被强行解除军职。

刘志陆火并友军的行为，反倒给刘珍年创造了良机。刘珍年以此为借口，另行任命了空缺的三个旅长，掌控了方永昌军的指挥权。随后，便是“二刘大战”，刘志陆不敌败逃，残部被刘珍年收编。

方永昌见北伐军并未攻打胶东，而刘志陆又被赶走，便兴冲冲地返回胶东，企图“坐享其成”。已掌控局势的刘珍年，派人给方永昌传话，一周内可保其安全，若一周后仍未离开，那就别怪不客气了。

为了杀一儆百，刘珍年指使心腹何益三，将方永昌的亲信军官张蔼亭等数人枪杀。方永昌惊恐万分，脚底抹油，一溜烟又逃往大连。

再无阻碍的刘珍年，派人与南京联系，获得一个军长头衔，所部改编为五个师。刘珍年的部队，大多是强行兼并而来，师长刘选来、施中诚等众多军官对他并不顺从，暗中派人与张宗昌联系，在张宗昌、褚玉璞率部登陆后，立即带着部队倒戈。

刘珍年的五个师瞬间被拉走三个，剩下两个师，实际兵力不足六千，敌众我寡之下，他不得不放弃烟台等要地，退守工事完备的牟平城。

为防止再次出现倒戈现象，刘珍年将两个师合并为一个师，由他担任师长，将全师分为四队，由何益三等亲信分别担任部队长，把守四个方向。

张宗昌在占领胶东大部分地区后，率领主力部队将牟平城团团围住。在连续攻城十几天无果后，张宗昌亲自对着城内喊话：“儒席（刘珍年的字），咱们都是从直鲁联军出来的，何必再打呢，你带着部队出城，我依旧让你当军长。褚玉璞、方永昌不会重用你，他们有眼无珠，我让你与他们平起平坐。“

一提到褚玉璞、方永昌，刘珍年更不可能投降了。刘珍年原是奉军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的部下，颇受信任，李景林反奉失败后，部队被张宗昌、褚玉璞收编，刘珍年改任褚玉璞部旅长。

褚玉璞不待见李景林的旧部军官，找了个小罪名打了刘珍年一百军棍，将他逐出部队。若不是行刑之人手下留情，这一百军棍足以将刘珍年当场打死，伤愈后的刘珍年，转而前往山东投奔张宗昌，从营长一步步晋升为旅长。

有了这番经历，刘珍年对褚玉璞恨之入骨。至于方永昌，也已和刘珍年彻底翻脸。刘珍年不笨，清楚即便投降，张宗昌这关容易过，褚玉璞、方永昌却不会放过他。

张宗昌部署在城外的部队，就兵力而言是守军的四倍有余，但这些部队番号繁多且杂乱，彼此间勾心斗角，加上指挥不力，战斗力十分糟糕，在围攻牟平一个多月后，依旧毫无进展。

4 月 21 日，刘珍年见城外张军部署混乱，士气低落，认为反击的时机已到，他召集主要军官开会，称要抽调三千人，于当晚出城绕到张军后方进攻。

有军官认为张军人多势众，主动出击获胜希望渺茫。刘珍年说道：“张宗昌、褚玉璞之流，哪里懂得打仗，围困城下一个多月，锐气早已消磨干净，人数虽多，但如同鸡蛋一般，我军人数虽少，却是百战百胜之师，如同铁蛋，以铁蛋打鸡蛋，必定取胜。”

深夜，刘珍年率领三千人出城时，城外的张军竟毫无察觉。第二天清晨，刘珍年率部从张军后方发起突袭，城内守军也出城夹击，仅几个小时，张军便全线溃败。

刘珍年一路追杀至烟台，沿途俘虏多达七千余人。张宗昌仓皇逃往大连，来不及逃走的褚玉璞，率领残部退守福山县城。

在刘珍年“不杀降”的承诺下，褚玉璞率部出城投降，被押往牟平看管。褚家人四处托关系向刘珍年求情，张学良也派人传话，说以前都是奉军同一阵营的，不要把事情做绝。

刘珍年开口索要二百万大洋的赎金，后在张学良调解下，赎金降至五十五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刘珍年拿了钱，却不放人。

9 月 10 日深夜，在刘珍年指使下，刘部旅长赵振起持枪摸到褚玉璞的软禁处，开枪将其射杀。褚玉璞被杀，引发一片哗然，奉系出身之人，纷纷指责刘珍年言而无信。（图片：左一为褚玉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