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德国人在战后立刻就开始了真诚的反思和内省。但事实上，在60年代以前，德国人中间的自我批评十分罕见。最初对第三帝国，战后许多普通德国人往往抱有积极的看法，认为纳粹统治时期是一个有秩序和繁荣的时期，纳粹政权的现代和大众性质也使得它优于世纪之交的第二帝国。战争特别是对苏联的进攻以及对犹太人的处理则被认为是纳粹犯下的“错误”。民众不愿意提及纳粹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更愿意谈论他们自己在前线、在国内遭受轰炸时期以及被盟军从帝国东部赶出时所遭受的苦难。当纳粹犯下的罪行已经无可辩驳地展示在世人眼前，尤其是在西方占领军半强制之下许多德国人亲眼目睹集中营的惨况之后，多数德国人也只是力求与第三帝国划清界限，声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德国人作为一个集体对战争和纳粹的罪行负有责任。
从60年代开始，随着新一代的成长、西德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以及身处西方阵营给德国带来的物质收益与安全，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无论是普通的西德公M还是知识精英，都开始接受M主制度，愿意对德国的历史传统进行批判性的深刻反思，愿意支持对外政策上的欧洲化和西方化。普通的西德民众越来越习惯于新的政Z体制，认识到其在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与保障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Z由主义的价值观逐渐被内在化，人们形成了对代议制M主的情感忠诚。人们也开始拒绝那种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拒绝战争。以人们对德国统一问题态度的变化为例。在占领期间和战后初年，几乎所有西德人都抱怨德国的分裂。迟至1965年，仍有接近70%的西德民众认为，西德最紧迫的外交政策目标是重新统一；但是到1973年，只有23%的民众还抱着同样的想法，与此相比，65%的民众认为最紧要的外交政策问题是加快欧洲一体化。
在知识精英当中，直到60年代为止，至少在德国史学界，多数史学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德国的历史传统要对纳粹的出现负责。在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看来，纳粹并非根植于德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某种必然，而是德国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一幕，更何况法西斯专政也不是德国一家。60年代初，汉堡大学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出版的关于德国在一战中战争目标的著作，引发了德国史学界激烈的辩论，开启了史学界对于德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的重新思考，促使那些在纳粹垮台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德国的过去和现代化道路，以韦勒（Hans-Ulrich Wehler）和科卡（Jürgen Kocka）为首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德国之所以走上了纳粹主义的罪恶道路，就是因为在19世纪偏离了正规的、政治与经济同时现代化的西方道路。《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作者
钱乘旦、陈晓律
ISBN
9787214081377
页数
4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