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解放军搜寻一个多月，却不见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踪迹，他是逃去台湾还是潜藏起来了？

成都解放前夕，王陵基得知胡宗南抛弃部下，带着参谋长罗列等亲信乘飞机逃走后，连忙给台湾发去电报，请求派飞机来接他。

台湾的蒋介石看了电报后，让俞济时回复王陵基，说将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驾驶一架飞机去成都，让王陵基做好准备。

王陵基在12月23日深夜，急吼吼的跑到凤凰山机场等待，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却发现毫无动静。这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抵成都外围，王陵基不敢再待下去，便跑去新津找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

胡宗南在逃跑前，指令由李文牵头，统一指挥裴昌会、陈克非、罗广文、李振、孙元良等几个兵团向西昌撤离。

孙元良无法控制部队，化装逃离，其任司令官的十六兵团，由川军将领董宋珩、曾甦元等人控制，已和解放军接洽起义；陈克非、罗广文和胡宗南有矛盾，也在酝酿起义；裴昌会、李振在大势面前，也不得不为手下官兵的前途考虑。

如此一来，李文这个代理总指挥，谁都指挥不动。李文在王陵基来投奔时，让手下安排了一个大房子，让王陵基及十几个手下住下，然后就少有过问。

只有空头省主席头衔的王陵基，只得拉下面子主动和李文套近乎。刘文辉起义后，其西康省主席的职务由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接任。王陵基和贺国光私交不错，因此不错怂恿李文带着部队去西康。

李文听的厌烦，反驳说：“目前战事胶灼，即便想走，哪有那么容易。”

25日，王陵基跟着李文兵团后撤，当晚住在了五面山的一户农家。半夜，王陵基被枪炮声惊醒，派人一问后得知，解放军的追击部队赶到了，正和李文兵团的警戒部队交火。

胆战心惊的王陵基，再也无法合眼。天刚大亮，王陵基前往李文的临时指挥所，却被卫兵拦在门外，说里面正在开会。

过了一会，几个军官出来方便时，王陵基拉着认识的一人询问，那人直言说：“李司令官正在和大家商议，向解放军接洽投诚的事宜。”

王陵基大惊失色，回到房间把手下都召集来，将携带的黄金给每人分了些，让他们马上离开。剩下的黄金还有不少，王陵基和副官徐士立各拿了约二十两外，将其余的都扔到村边的一口水井中。

接着，王陵基将徐士立也支走，他换成一套商人模样的打扮后，独自逃跑。本来，王陵基的目的地是西昌，可成都很快就解放，胡宗南留下的五、六个兵团的残部，不是起义就是投诚。

李文在王陵基逃走的第二天，率部向解放军投诚。李文是黄埔一期生，平津战役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北平警备司令、第四兵团司令官，是老蒋留在北平，监视傅作义的主要人员。

北平和平解放时，不愿起义的李文，和石觉等顽固军官乘飞机离开。李文回到南京后不久，去奉化见了下野的老蒋，旋即被委任为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充当胡宗南的副手。

李文后来率部投诚，是在前有阻兵、后有追兵，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选择，具有投机心理。投诚不过三个月，李文就找了个机会逃离，隐藏身份一路到了香港，之后又去了台湾。逃台的李文，因其投诚的经历，不被老蒋所信任，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王陵基这边，见四川各地纷纷解放，也就不敢再去西昌了，隐姓埋名后，潜藏了起来。

成都解放后，解放军首长得知王陵基并未去台湾，下令严查其踪迹，不过一个多月过去了，王陵基就似人间蒸发一般，不见任何消息。

直到1950年2月6日，四川江安县公安局接到宜宾发来的紧急报告，说“永利”轮船上有个乘客，疑似王陵基。

局长孙仲远马上带人提前埋伏，在船到码头后登船搜查。在甄别身份时，一个叫“戴正名”的人，引起了孙仲远注意。

“戴正名”未戴眼镜，但鼻梁明显有长期戴眼镜压过的痕迹，他自称是重庆开县人，但口音却是乐山的。

孙仲远和“戴正名”闲聊时，突然问：“你是不是王陵基？”

“戴正名”连忙否认说：“我不是王主席，他不是早都飞去台湾了吗？”

孙仲远心中已有五六分确认此人就是王陵基，为了证明猜想，他一面将人带回公安局继续审问，一面派人去找见过王陵基的人。

很快，有个叫金叔衡来到公安局，对孙仲远说：“我早年当过王陵基的副官长，应该可以辨认。”

金叔衡看了“戴正名”的样貌后，说：“虽没戴眼镜，但还是很像。不过，我给王陵基当副官长是十几年前了。此后再未见过他，倒也不能笃定就是。”

孙仲远说：“你既给王陵基当过副官长，他的笔迹应该可以认出吧？”

金叔衡说：“王陵基的字迹非常特殊，别人难以模仿。”

孙仲远随后拿着纸笔，让“戴正名”写了一些内容后，拿给金叔衡看。

金叔衡只看了两三眼后，便说：“我可以确定，他就是王陵基。”

王陵基被俘后，被送到战犯管理所改造。王陵基的军衔很特殊，他在1946年退出国民党军现役，转入备役，军衔由“中将加上将衔”调整成了“陆军上将”。

在功德林改造的原国民党大员中，王陵基的上级军衔尽管不是那么货真价实，但却也是独一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