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在清朝政府。 甲午战争是在清朝政府。 八国联军是在清朝政府。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在清朝政府。 “九一八事变”是在民国政府。 “南京大屠杀”是在民国政府。 大半个中国沦陷是在民国政府。 14年抗战3500万生命是在民国政府。 清朝在19世纪末已表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国力衰弱，外交无力，经历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甲午战争（1894-1895年）后的《马关条约》和八国联军（1900年）后的《辛丑条约》均严重削弱了清朝的主权和经济。 民国成立后的初期，虽然继承了清朝的许多问题，如财政困难和腐败问题，但在政治结构和社会动态上呈现出新的挑战。特别是军阀割据现象的出现，这是民国时期的一大特色。军阀割据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分裂和连绵不断的内战。 以1920年代为例，直皖战争（1920）和直奉战争（1922）突显了军阀之间为争夺更大政治权力而引发的冲突。这些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也使民众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 四川地区的军阀割据尤其严重，据1920年代初统计，四川至少有数百个大小不一的军阀力量，这种分裂状态极大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稳定。 此外，军阀割据还导致了与邻省的冲突，如甘肃和西藏的持续冲突，以及广东和广西的频繁军事对抗，这些冲突不仅影响了地区发展，还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民国政府尝试通过北洋政府来统一全国，但由于内部权力斗争和外部压力，北洋政府的努力多数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间的权力真空不仅导致了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崩溃，也使得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雪上加霜。 综上所述，民国之所以在某些方面被视为比清朝“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国政府未能有效解决遗留问题，同时又引入了新的政治动荡因素，导致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中。 武装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迅速响应，宣布摆脱清朝统治，纷纷举行集会以表明立场。清廷面对此种情况束手无策，于是重新启用袁世凯，一个已经被边缘化但经验丰富的政治与军事人物。袁世凯的重用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其过往在处理内政和军事事务上的能力。 袁世凯随后与南方的革命党领导人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和谈判，这些谈判最终促成了一项关键协议：只要袁世凯能促使大清皇帝退位，革命党便会支持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 这一决策背后的逻辑和动机是多层次的。首先，袁世凯手中掌握的北洋军力量虽不可与现代军队相比，但足以在当时的中国对抗任何同级力量。 此外，袁世凯得到了汇丰银行的财政支持，而汇丰银行的背后是欧美财团的强大影响力。这种西方的财政和政治支持是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谈判中的重要筹码。 南方革命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尽管对袁世凯的政治倾向和动机保持怀疑，但在缺乏足够的军事和财政资源的情况下，与袁世凯的合作是推翻清朝、实现政治变革的可行策略。这种权宜之计反映了革命党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 袁世凯最终迫使清帝退位，并自立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这在当时被视为他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这一评价源于袁世凯后续的政治行为，尤其是企图恢复帝制并加强个人权力，这违背了革命初衷的推翻专制和建立民主的目标。 袁世凯的统治并未带来预期的政治理想或国家革新。他的政策和治理方式被视为缺乏远见，重建国家的努力显得力不从心。 这一时期，北洋政府的成立并未能实质改变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与清朝末年相比无太大差异，北洋政府被批评为只是旧有统治结构的延续。 在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发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意图统一中国并推翻北洋政府。这一行动本有机会彻底改变中国，促进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 但到了1927年，当革命军进入上海时，情况发生了转变。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上海的财团和外国势力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导致了著名的“清党”行动，许多真正的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或被杀害。 这次事件标志着国民党失去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政治结构仅从北洋军阀转变为新的军阀统治，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本质上与之前的统治者无异。 因此，尽管民国在其历史中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但袁世凯和蒋介石这两位领导人的保守本质，让民国未能实现其改革潜力，从而失去了自我革新的机会。 参考资料：陈旭麓主编. 近代中国八十年[M].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