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声

1946年7月，云南昆明发生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著名教授和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刺杀，引起国内外愤慨。事件发生后，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迅即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倡导民主，主张和平”的李公朴、闻一多，“是反民主和平有计划之阴谋”，“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放纵指使，必有背景”，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对全国特务机关及制度，应予彻底废除；（二）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三）全国和地方治安机关，保证今后不再有类此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彻惩。

根据已经出版和发行的民盟盟史资料及回忆文章，对“李闻惨案”均有较多论述，但经我们查找上海市档案馆相关卷宗和上海市公安局存旧时警察局的工作记录，发现借助其中有些记录，可以帮助补充和印证李闻案发生后民盟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为盟史研究提供更多的佐证；但其中也有一些细节描述不尽相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首先，“李闻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应，民盟上海组织立即开展一系列内部会议和应对活动。

闻一多被害后三天，7月17日，民盟政协代表在红棉酒家招待工商界人士，黄炎培出席，出席者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害极为愤慨。在旧时警察局的工作记录中补充记载了此次红棉酒家紧急会议的具体时间、会议具体细节和出席的社会知名学者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黄炎培、吴晗连日招待新闻界，下午3时在红棉酒家招待金融工商界，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报告民盟奔走经过及提案情形并报告李、闻被刺事件甚详细。

“李闻惨案”尚未等到国民政府妥善处理结果，民盟北平市执委孙中原又突然于7月17日被挂北平警备司令部牌号的汽车绑架而去。民盟在感受到极重恐怖和威胁下，部分领袖谨慎地分散在京沪两地。张君劢返沪，罗隆基留京，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等仍滞居上海，未有入京之意。

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而逝世。民盟上海市支部于8月正式成立后，立刻组织并参与了声势浩大的追悼李、闻、陶的活动。旧时警察局的工作记录可交叉佐证：“8月1日，民盟准备定期在沪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人，追悼俟李、闻家属莅沪，议决并同时追悼陶行知。”

9月17日，李公朴家祭在静安寺举行。关于该场家祭的出席名单，现有文献甚少记载和考证。《统一战线大事记》仅记载此次家祭由黄炎培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主祭。据旧时警察局的工作记录记载，此次家祭由黄炎培、沈钧儒、楚图南主祭，章乃器读祭文，罗隆基、陈家康、茅盾夫妇、张君劢、章伯钧及民主建国会及文化教育界人士百余人参加。

10月4日，李、闻追悼大会在天蟾舞台举行，市社会局专门备案登记了出席此次追悼大会的市总工会、市总商会等25家各界团体的地址。后由于众多群众未能参加追悼大会，为此，上海各界又于10月6日在静安寺举行三天公祭李、闻。为顺利筹备上述追祭活动，8月23日，民盟借用市商会举行各界追悼李闻大会筹备会，出席者吴国桢（时任上海市长），徐寄庼（时任上海商会理事长、上海银行公会常务理事、上海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罗隆基、章伯钧、田汉等二十余人，沈钧儒主席决议：一、借天蟾舞台开追悼大会；二、初步拟定9月6日在静安寺举行公祭；三、请新华银行及上海市银行代收纪念捐款。

其次，补充了民盟上海组织就“李闻惨案”向国民政府奔走抗议的活动细节。旧时警察局的工作记录如下：

7月14日，民盟集会对李公朴被刺案决呈蒋主席抗议。

7月20日早9时，民盟在京代表罗隆基、张君劢、梁漱溟等在蓝家庄15号举行内部会议讨论：一、决定昆明李、闻被刺事件态度；二、派员赴庐山蒋主席处陈述意见；三、招待记者报告事宜之经过。

同日，罗隆基赴政府代表张厉生、王世杰处，对昆明暗杀有所商谈并要求政府严缉凶犯并函呈蒋主席。

7月23日，民盟就“李闻惨案”向蒋主席正式提出抗议书（抗议书由邵力子呈送），指出杀人行为表示政府已决定用武力压迫反对党，要求撤销秘密警察。

同日晚7时，政协秘书长雷震赴蓝家庄15号会晤民盟代表罗隆基、梁漱溟等表示，政府已派人前往调查李闻被刺案，民盟也可单独派人前往，政府愿予以一切方便。但民盟方面表示对政府单方面之调查将不承认。民盟主张组成3人调查委员会，除政府、民盟代表外，主张有一美国顾问参加。前日下午，罗隆基曾至司徒雷登大使官邸，访谈内容涉及“李闻惨案”。因为民盟已推史良、周新民前往昆明慰问被害家属并实地调查真相。又政府同意民盟参加公审凶手，故史良、周新民2人任公审代表。

7月25日早8时，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前往邵力子处陈述李、闻案意见，请政府组织三人调查委员会赴昆明公审凶手。因听闻政府正考虑中，雷氏即将此事转达吴铁城。民盟曾举行会议详讨对该案之步骤。

10月3日，民盟为李闻案致书政府代表团，按蒋主席要求将李闻案限期破获，并将凶手李成业押解来京公审及将闻案逃犯徐占坤缉获移京公审。

从上述旧时警察局的工作记录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奔走细节可与现有资料相互呼应，如7月20日内部集会后，民主同盟政协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张君劢等致函孙科、王世杰、陈布雷及蒋介石等，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民盟所指派人员赴昆明进行调查，并对本案正凶及主使者依法究办；又如无论是民盟面呈蒋介石的抗议书还是民盟内部对李闻案的处理态度，与梁漱溟代表民盟总部发表的书面谈话中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的态度一致：“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而民盟10月3日致书要求政府代表团限期破获，引用的是闻案发生后八日蒋介石电令“惟李、闻案凶犯应限期缉获，不得以此耽误，至要”。

但亦略有不同之处。比如，据旧时警察局的工作记录，7月23日商定由史良、周新民两人前往调查李、闻案。其中，史良是与现有史料中记载不同的民盟拟派调查人选。梁漱溟自述中提出，本打算派罗隆基去，后传言说罗隆基不能去，去将死在昆明。但实际上是梁漱溟、周新民8月3日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并于9月30日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用铁的事实揭露国民党杀害李、闻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