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曲家阎肃曾说何必妄自菲薄！样板戏的成就绝不逊于国外，于会泳更是天才。1976年10月，于会泳被隔离审查，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自我反省。在这段孤寂的时光里，他埋首苦干，写下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字字句句都寄托着他对过往的悔悟和对未来的期许。1977年8月21日，于会泳终于获准回家，取一些替换衣物。面对愁容满面的妻子，他还强作欢颜地安慰道：“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到县文化馆，或者县剧团，仍然搞搞戏，那总还是可以的吧……”然而，仅仅隔了一天，一份报告，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心中的侥幸之火。两天之后，上海音乐学院调查组更是向他历数了种种罪行，让他彻底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1977年8月28日，于会泳在屋外散步时，偶然发现朝向院子的厕所窗边有一瓶“来沙尔”，那是清洁工人用来涮洗便池后遗留在那里的。他趁管理人员不注意，悄悄将这瓶“来沙尔”倒入自己的搪瓷杯中。晚上六点半，隔壁间的看管人员窥见他在写东西，以为他还在写交代材料，并未多加注意。八点左右，他给家人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毅然将150毫升的“来沙尔”仰头灌入了口中……就这样，在无尽的绝望和痛苦中，他于8月31日清晨5点05分离开了这个世界。

提及于会泳这个名字，上世纪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不知道。他曾是国家文化部的部长，但后来却被打成了“四人帮”的得力干将。然而，他的才华和贡献却鲜为人知。他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民族音乐家，为“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出生在山东乳山县海阳所镇乡间的于会泳，自幼便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1946年9月，在解放区老家当了4年小学教员的于会泳，瞒着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寡母，徒步跋涉300多里路，在莱阳以一手好画和动人的二胡演奏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文工团里，酷爱文艺的于会泳如鱼得水。他除了画宣传画、刷标语外，还在乐队里操持多种乐器当伴奏。同时，他还时常垒土搭台、挂汽灯搞化妆，时不时还在戏剧、秧歌剧和歌剧中充当跑龙套的小角色。也就在文工团里，勤奋好学而又聪明能干的他，将编剧、导演、作曲等技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们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院长贺绿汀深知新中国的音乐创作要步入世界之林，对未来音乐家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然而，在这所按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懂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才实属凤毛麟角。于会泳入学不久，就比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女婿》。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也为他日后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初，旗手在北京掀起京剧革命后，于会泳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评论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独具匠心，他认为京剧如果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他提倡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流传。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展现了于会泳的专业素养和改革精神，也为他赢得了到上海京剧院工作的机会。

在上海京剧院工作期间，于会泳展现了过人的才华和创新精神。他成功地改造了京剧《海港》的唱腔，并负责了《智取威虎山》全剧唱腔的设计工作。他将传统京剧伴奏和交响乐团成功融合，而且非常有效地借用了西方交响乐和歌剧的创作手法，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表现力，同时又没有让京剧音乐失去原有特征。他独立完成的《杜鹃山》不仅唱腔优美、台词韵白，更被誉为“样板戏中的样板戏”。

在于会泳的作品中，《智取威虎山》里的“打虎上山”和《杜鹃山》里的“乱云飞”是最为人称道的例子。这两段唱段无论是以京剧唱段还是歌剧咏叹调的标准衡量都堪称精品。有专业评论认为，“打虎上山”引奏中的圆号辽远悠扬、引人入胜；而杨子荣潇洒慷慨的唱腔中，有一句表现他向往春天的伴奏由长笛单独奏出，似天外飞来，其动人之处不亚于普契尼歌剧《绣花女》中表现咪咪向往春天的一句。同样，“乱云飞”在整个京剧历史上也是极其出类拔萃的一段唱腔。它生动、有层次地表现了主人公柯湘由焦虑、担忧到思考、明朗的心理过程。其中描摹柯湘思考的女声合唱帮腔更是神来之笔。

除了在实践上的卓越成就外，于会泳在理论上也有着重大的贡献。他根据“腔从于词”的创作需要，细致地讲述了运用“润腔”手段辅助“正字”的方法步骤。并在总结中国民族音乐“润腔”手段的基础上提出了“润腔学”这一论点。这一论点的提出从理论层面扩大了“润腔”的内涵。当年，于会泳曾就“润腔学”提出了“装饰型”、“音色型”、“力度型”等完整的润腔构想。这些构想不仅丰富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体系，也为后来的音乐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via:遨游六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