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就是在1949年解放军横扫大江南北，国军望风而逃的时候，当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共产党不过是过路财神，一时得势；许多起义人员在观望形势，一有不对就跑路甚至复叛；而全国各地冒出来的反共救国军也不是傻，而是他们认为国军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要赌一把。 国民党虽然在北伐期间凭借三民主义的理念一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到了抗日战争和后续的内战时期，三民主义的理念信念似乎已经不再具有原有的影响力。张学良曾经指出，真正理解并实践三民主义的将领和士兵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派系斗争，使得军队更加缺乏统一和高效的指挥。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其军队中极为重视理想信念的教育和内化。自愿参军的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农民，通过土地革命获得了阶级觉悟，他们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保护土地和家庭，以及维护苏区的安全。 在组织结构上，红军强调的是平等和民主，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这种做法在提升军队的凝聚力和士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征期间的种种困难，如缺食少衣、严寒酷暑，都未能摧毁红军的斗志。反观国民党军队，则常因指挥不统一、官兵关系紧张而内部矛盾重重。 政治策略上，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也为共产党的胜利埋下了伏笔。国民党的许多地方军阀并非全心全意执行中央的命令，他们在执行“剿共”任务时往往畏首畏尾，担心自己的军力被消耗殆尽后，中央军队趁机削弱自己的地方势力。这种地方军阀的自保行为，使得国民党的军事行动缺乏效率和决断力。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张学良的分析指出，即使是在人数上占优的情况下，国民党的军队也无法与共产党的红军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在意识形态的凝聚下，无论是战术执行还是战斗精神，都远超国民党。 中国内战期间，共产党的战略不仅局限于军事对抗，还深入到心理和宣传战。共产党充分利用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直接与民众沟通的方式，增强了其在民间的支持力量。他们在民众中间散布了许多易于理解且深入人心的标语，如“红军到来，土地分给农民”，“投降的士兵不杀”，直接回应了普通百姓的切实需求。 这种宣传策略的有效性在于其切中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痛点，尤其是在白区，即国民党控制区域的普通人中间。因此，许多白区群众在比较了双方后，选择支持共产党。张学良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提到，共产党之所以难以被消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坚实的群众基础。 共产党的这种群众战略还表现在动员所有能参与的人。例如，一位老太太仅仅是在门口缝制鞋子，但她通过一根简单的绳子与地上的杆子作为信号，就能有效地传递信息给共产党，使其及时做出战术应对。此外，儿童也被动员起来，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玩耍时，实际上是在搜集军事情报。 这种深入民心的战术不仅限于信息收集，共产党还通过群众的直接参与来对抗国民党。在一次记载中，刘殿华将军的部队被安排了一个宴会，本是表面的欢迎仪式，实则其中的鞭炮被设置了爆炸装置，导致刘殿华的死亡。 张学良在回忆中提到，尽管国民党领导层后来意识到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性，但依然坚持其失败的策略，继续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如同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一样，对自己的人民实行烧杀抢掠，极大地激化了人民的反感和抵抗，使得更多的民众倒向了共产党。这种官逼民反的做法，最终为国民党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20世纪，全球多数红色政权如昙花一现，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这一体制的巨大逆流。然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毛泽东的领导，巧妙地避开了类似命运。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始于其对广泛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在1917年至1927年间，他通过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重要论文，为后续的武装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与最广泛的民众保持联系，他的政治理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其政治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种深入人心的群众路线，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深耕，形成了难以摧毁的革命根据地，如井冈山、延安等，成为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亦显示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在长征中，他的领导克服了博古等人的失误，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正式成为党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 二战结束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统一了中国，还通过如土地改革和女性解放等社会革命措施，深化了其政治理念的社会根基。毛泽东的政策在其任内有时引发争议和挑战，但其未雨绸缪的政治智慧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如清洁能源、植树造林、一带一路计划等前瞻性政策，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这些政策虽在初期备受争议，但长远看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提供了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