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非常愤怒，大声谴责：你知道他是谁吗？ 这个副司令员就是我国的开国上将杨勇，虽然在担任这个副职之前，杨勇一直处于停职状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杨勇能够重新出来工作就已经十分不错，但还是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 （参考信源：党史纵横1994-03-15——《不平凡的十个月——杨勇在沈阳》）  杨勇之前的职位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不仅是正职，还是在北京当差。再加上杨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有着十分不俗的表现，是国内外公认的一员猛将。 结果被无缘无故外调降职，实在太不符合常理。 每次遇到有人为自己打抱不平，杨勇都没有丝毫附和的意思，反而会劝说对方想开一些。 杨勇认为自己能够重新出来工作，为党和祖国做贡献就已经很好，至于是什么职位并不重要，况且他听到任命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中央的深意。 自从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就不断往中苏边境增兵，导致边境局势十分紧张。 沈阳军区管辖的东北与苏联有着足足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也是中苏边境局势最紧张的地方，无论是防守还是备战工作都十分重要。 中央这次重新启用杨勇，让他去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不仅仅是降职外调，还是想用杨勇的名气震慑苏联，尽可能地保障东北边境的安全。 因此，杨勇才会不顾年近花甲以及跛着一条腿的的身体，毅然接受了这份降职的任命书。 周总理还特意交代，要杨勇参加完八一招待会再出发，既是为他公开恢复名誉，也是把上任的声势闹大一些。 由于沈阳军区的一些干部不了解具体情况，只知道调过来的是一个副司令员，而且之前一直被停职，“身份似乎还有些问题”。所以都不是很在意，甚至连欢迎仪式都不准备，态度十分敷衍且怠慢。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直接召集所有干部开会讨论此事，并斥责这些态度敷衍的干部们： “你们知道调过来的副司令员是谁吗？杨勇！勇冠三军的开国上将！你们就这个态度？杨勇当初离开朝鲜，金日成派出20万人欢送。他这次来沈阳，是周总理钦点的，还专门造了很大声势出来，你们怎么好意思这么怠慢的？！” 紧接着，陈锡联说明了杨勇降职外调的原委，以及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今天把话说明白了，杨勇这次来沈阳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好好配合。而且你们不要把他当做副司令对待，军事方面的工作都要请示过他再做决定！” 陈锡联的一番话说的那群干部们面红耳赤，所有人都不敢再轻视杨勇这个副司令员。 不仅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处处对杨勇礼遇有加，十分配合杨勇的工作。 杨勇也不辜负所有人的期望，抵达沈阳后没多久，便拖着病体开始巡查中苏边境。 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有高原、有湿地、有平原，还要从大、小兴安岭中穿行，可以说极其颠簸曲折，即便是乘坐汽车奔波，就已经非常辛苦劳累。 可杨勇非但从未叫过一句辛苦，反而还事必躬亲，跛着一条腿不断爬山坡、下坑道和查看前线阵地，力求把我军的驻防情况了解透彻。 哪怕是环境恶劣导致病倒，杨勇也没有改变前行的计划，等到病情好转就会继续上路。 就这样勘察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杨勇对中苏边境地形，以及敌情和我军驻防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紧接着，他开始对我军不同阵地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针对性调整完善防御部署的方案设想，和加强部队军事训练的建议。 杨勇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认可，我军落地实施后，东北战区的战斗力以及防御和军事布局，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 第二年时，杨勇将军功成身退，又被调到新疆任职，继续为祖国建设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