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默许部下吃空饷。连长每月可吃三名士兵的空饷。营长每月可吃五名。团长每月可吃十五名。师长每月可吃30名。官儿越大，吃的越多。副职和幕僚，按照等级补贴空饷金额。有骡马的部队，主官还可以吃骡马的空饷，即吃“马干”。另外，逃跑和阵亡的士兵，名字也不注销，照旧领粮领饷，让各级官员中饱私囊。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问题严重，特别是在军队编制和财务管理方面存在明显的舞弊行为。这些舞弊行为不仅削弱了军队的实际战斗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信任和正当性。 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主要表现在“虚报编制”和“吃空饷”。在当时的军队编制中，一个标准的步兵班应包含11名士兵。然而，由于部分班长和高级军官的私欲，实际上很多班的人数被压缩到7人或更少。这种人数上的缺口使得理应分配给那些不存在的士兵的粮食、装备和军饷被直接挪用。 以戴安澜将军的经历为例，他在担任200师师长时，进行了严格的编制检查。结果发现，虽然编制上该师应有12,500人，实际到场的只有5,000多人。尽管人数严重不足，但该师的军饷和物资却仍按照满编发放，这意味着大量的财物流入了一些腐败官员的私人腰包。 此外，这种舞弊的隐蔽性非常高。当上级派遣检查人员调查时，腐败的军官往往会声称那些不存在的士兵已战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找到尸体。这样的说法不仅避免了家属的追究，还使得政府需要负担这些“阵亡士兵”的抚恤金，这笔钱自然也被挪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民党设立了检察组织来监督军队的行为，但这些组织的效果十分有限。检察人员与军队指挥官之间存在职务流动，使得监督成为一种形式，而非实质的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接受美国的援助下，本应显著提升其后勤和士兵的生活状况。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高热量的军用口粮，理论上能够保障士兵的营养需求，增强其战斗力。然而，现实情形却大相径庭。 美军指挥官史迪威在滇西地区观察到，尽管士兵们名义上接收到了这些高质量的供给，他们的体貌和健康状况仍旧令人堪忧。许多士兵面黄肌瘦，明显营养不足。这一现象引起了史迪威的深刻疑惑，因为同样的口粮在美军中使用时，却能使士兵健康且富有活力。 史迪威决定深入调查此事。他指派自己的副官进行秘密调查，结果揭露了一个震惊人心的事实：国民党中的一些高级军官正在贪污美援物资。这些军官将大量美国提供的口粮转卖市场，将获得的巨额利润私吞，而普通士兵只能分享极少量的食物，远远低于他们的实际需求。 这种贪腐行为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健康与战斗力，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管理混乱和道德沦丧。史迪威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蒋介石，并强烈要求对涉事军官进行处理。然而，蒋介石对此事的处理显得相当迟缓和敷衍，没有直接撤销这些军官的职务。 为了确保援助物资能真正地惠及士兵，史迪威与蒋介石达成了一项妥协：设立美军官员监督国民党军队的供给发放。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物资分配的公正性，确保了美援物资能够真正用于支持中国士兵，而不是被少数军官截留。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在军事和政治决策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内外多方面力量都建议蒋介石增强空军力量，以备不时之需。然而，蒋介石的决策却受到了他夫人宋美龄的影响。宋美龄出于对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考量，提出应该暂缓购买飞机，认为战时再购买更为合适。这一决策忽略了空军建设和飞行员训练的长期性和紧迫性，使得国民党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在空中力量上处于劣势。 此外，宋美龄还涉及到将国家资金用于私人利益的行为。据了解，她曾将一笔用于军事支出的资金转移到美国进行股市投资。不幸的是，这笔投资恰逢美国经济大萧条，结果资金损失严重，这不仅损害了国民党的财政状况，也削弱了抗日资金的积累。 蒋介石个人的决策同样饱受争议。1947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蒋介石看好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反共政策，认为其当选将有利于国民党政府。因此，他决定挪用由杜鲁门政府提供的援助资金，以支持杜威的竞选活动。这一行为最终被美国政府发现，导致美国暂时切断了对蒋的援助。国民党内部的这些腐败和不当行为，极大地削弱了其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与支持率。 来自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著. 中国共产党福建历史 第1卷 1921-1949 下[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