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天才就是毛主席。1955年的科学界认为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最小的、不可分的)。 不毛主席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同年，反质子与反中子被发现。 1961年春天，英国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进行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蒙哥马利的行程被安排得相当紧凑，从首都北京到中原的郑州，再到沿海的天津，他的脚步遍及多个城市。 在这次访问中，蒙哥马利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无论他与何人对话，被访问者总是以“毛主席说……”作为回答的开头。这种现象在郑州的宾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蒙哥马利询问服务员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最尊敬谁时，无一例外，每个人都回答“毛主席”。而当问及除了毛主席外，他们还听从谁的指挥时，答案则是“刘少奇、周恩来”。这种回答的一致性，让蒙哥马利开始思考这是否为一种普遍现象。 此后，蒙哥马利在天津的杨村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与郑州的情况一致，无论是民众还是战士，对于领导人的崇拜和信任似乎都集中在毛泽东一人身上。通过这些交流，蒙哥马利得出了一个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无疑是最具威望的人物，他的话语几乎是每个公民行动的指南。 除了政治影响力的调查外，蒙哥马利还了解到毛泽东在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影响。虽然毛主席不是物理学家，但他对原子能的看法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中国的《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毛主席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严厉批评了报道的方式，强调即使是如原子弹这样强大的武器，也不过是“纸老虎”。 1950年代，随着冷战的加剧，中美两国的军事与政治对峙日渐尖锐。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1950年11月的一次记者会上发表声明，暗示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核威胁。此言论是美国在国际场合首次公开对中国进行核讹诈。 尽管面临核威胁，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展示出坚定不移的抵抗姿态。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给予美军沉重打击，这使得美国在军事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此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3年上任，他面对的首要任务便是结束这场耗费巨大的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曾考虑过使用核武器来迅速结束战争，但最终在1953年的板门店协议中，美国并未使用核武器，朝鲜战争以停战协议告一段落。 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了发展国防科技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发。他明确指出，要使国家不受外来侵犯和威胁，必须拥有独立的国防能力，其中包括核武器。 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军事战略上有着远见，他对科学技术也有着深厚的兴趣。例如，1953年他与保健医生徐涛的对话显示了他对基础科学的好奇心。他询问关于物质的可分性问题，表达了对物理学基本粒子——质子和中子的思考，以及对物质世界的无限可分性的哲学看法。 毛泽东的科学兴趣不仅限于理论探讨，他也极为重视具体的科学实践和人才培养。建国后，中国政府积极欢迎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众多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选择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知名的科学家如邓稼先、王淦昌等，他们后来在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毛主席对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尤其在物质的可分性上有着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根据哲学的辩证法，物质的本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科学研究，还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 1955年，毛泽东与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对话。在这次交谈中，毛主席询问了原子核的构成，钱三强解释道，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这些都被认为是基本粒子。对此，毛主席提出了反思，他认为即使是质子和中子，按照辩证法的原理，也应存在进一步的可分性。 这种思考引导毛主席关注国际上关于物质可分性的科学研究。1963年，他阅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提出了基本粒子可能不是不可再分的观点。毛主席对此表示赞赏，并在后续的讨论中，不断地强调物质无限可分的理念。 1964年，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国际科学讨论会，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科学家，其中包括坂田昌一和美国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毛主席在会议中与他们深入交流，尽管格拉肖对物质的无限可分持怀疑态度，毛主席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引用列宁的观点来强调他的立场。 这种坚持终于在1977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验证。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年会上，谢尔登·格拉肖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认为构成物质的粒子可以进一步分解，他将这些基本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此向毛主席的预见致敬。 来自 常宗耀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