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18年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数据中，约一半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一般认为是2.1左右），其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亚和南欧。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变化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国家是保持稳定生育率的“优等生”，其生育率始终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中，虽然也曾触及短暂的低位，但总和生育率最终稳定在1.8左右的水平，如西欧的法国、英国和北欧的丹麦、瑞典、冰岛等。
第二类国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生育率阶段，2010年之后缓慢回升，但生育率总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和日本。
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至2010年的整整20年间均处于1.4以下，2018年回升到1.57；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97年至2012年均处于1.4以下，2018年仅回升到1.42。
第三类国家的生育率曾快速下降到极低水平（通常指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但近年来有明显回升趋势，如中东欧的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
第四类国家的生育率已下降到极低水平，且回升趋势仍不明朗，如南欧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国。
相比于西欧和北欧，南欧的生育率下降晚、但速度很快，大约在20世纪末就达到极低生育率水平，在2010年左右曾短暂回升，但受近年经济不景气影响，生育率波动明显，回升乏力。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在经历快速人口转变后，总和生育率在本世纪初达到极低水平，韩国更是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4。
综合来看，发达国家的生育形势不容乐观。
面对挑战，不少低生育率国家出台了直接或间接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却差异很大。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生育率明显回升，希腊、意大利、韩国等国却始终在极低生育率水平徘徊。为了鼓励生育，发达国家采取了不少措施，政策标配主要包括经济补贴、税收优惠、假期支持和社会抚育等。
经济补贴包含生育津贴和儿童津贴。比如，挪威的母亲生产后可领取38750挪威克朗补助金；日本给0~3岁儿童每月发放1.5万日元补贴，给3岁以上至小学毕业的儿童每月1万日元补贴。
税收优惠是经济补贴的间接形式。德国的高收入家庭可以选择以税收减免的方式获得儿童津贴，2010年每个儿童的平均免税金额为984欧元。英国、西班牙等国均有类似的政策。
法定的产假和育儿假是为职业父母照料子女而设立的。法国的妇女生育第一胎有20周全薪产假，生育第二胎则有40周全薪产假；瑞典的父母可以共享480天的带薪育儿假。
社会抚育机构可以帮助母亲重返就业岗位。丹麦1~5岁儿童进入托幼机构的比例高达90%，大部分费用由政府承担；日本从2019年开始实施幼儿教育免费。
瑞典早在1939年就通过了“有酬就业妇女不得因怀孕、分娩或婚姻被解雇”的法案。北欧国家1~2岁儿童进入托育机构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这与东方亲密育儿的理念也显得格格不入。
来源:
《北欧国家，为何成了生育优等生？》
划越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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