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被苏联红军被押往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后来，活下来的日军战俘哭着回忆道：“苏联军医用手抓一抓肉，然后肉多肉厚的就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在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的士兵们，如今却以一种凄凉而落魄的姿态出现。他们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兀在苏联的红旗之下，那些曾经威风八面的士兵现在只能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向苏联军队缴械投降。 关东军的士兵们行进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步态疲惫，面容憔悴。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解开了军装上衣的扣子，有的甚至帽子都戴得不正。这些日本士兵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沿途能够找到的农作物来维持基本生存，从倭瓜、土豆到胡萝卜和青色的苞米棒子，这些简陋的食物成为他们维系生命的唯一来源。 尽管大多数士兵表现出疲态和颓废，少数军官仍努力维持着军队的基本纪律和尊严。他们坐在由马匹拉动的铁轮战车上，目光坚定，尽管处境艰难，仍试图保持军人的威仪和武士道精神。这种对传统和荣誉的坚持，在苛刻的现实面前显得尤为突出。 到了1945年9月2日，随着投降的完成，曾经的敌对标语“中日亲善”被“中苏友好”的红色宣传画所取代。日本士兵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高傲地行走，现在却只能在苏联的控制下寻求一线生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日本士兵成了苏联的战俘。这些战俘大多数来自日本的机动车队，他们在战争中使用的技术和策略被迫在战后的环境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应用。当这些日本士兵在苏联境内集体投降后，他们的命运变得极为艰难。 这些战俘的处理方式在苏联有着严格的规定和分类，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也随之被详细记录。1946年3月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德国和日本战俘”。这些日本战俘被分配到苏联的各个角落，从事各种劳动，以支持苏联的重建和发展。 在苏联的东部，特别是在阿穆尔河上的共青城，数以万计的日本战俘被迫从事极为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们的任务包括伐木、采石、搬运枕木和模板，以及建筑房屋和铺设铁轨。这些劳动非常危险，而且劳动条件极为恶劣，但这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这些日本战俘的汗水。 在更极端的情况下，一些战俘被送往矿区，尤其是身材较矮小的日本人。他们被认为更适合在狭窄的矿洞中工作。这些战俘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危险的采矿活动，如安装炸药和架设框架。矿难、粉尘和窒息常常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使得这项工作的风险极高。 最为严峻的命运降临在那些被分配到“特殊机构”工作的战俘身上。他们被派往位于车里雅宾斯克的40号工程场地，参与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在这里，他们在苏联士兵的严密监视下工作，任何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1949年7月，即原子弹试爆前的一个月，苏联政府下达了一项指示，宣布所有参与这一项目的战俘和犯人为“幽灵”。 尽管在第二、三等级的战俘并没有参与到如此危险的任务中，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条件也非常严苛。苏联官方对于日本战俘的顺从和努力表示赞赏，他们在苏联的使用被视为对国家重建的重要贡献。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都不愿意释放这些战俘回国。 在1945年8月，随着关东军部分将官在沈阳的投降，大批日本战俘被送往苏联远东地区的若干收容所。在这些遥远的劳改营中，战俘们面临着极其严苛的生存环境，其中包括严寒、食物短缺及高强度的劳动。 苏联对日本战俘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严峻的现实政策。1945年9月28日颁布的《日本战俘粮食供给标准》虽然规定了每日的食物供给量，但实际上，这些标准在多数情况下并未得到充分执行。根据存档资料和战俘回忆录显示，战俘们常常只能依靠非常有限的食物来源生存。每日的配给通常只有少量的黑面包和土豆泥，偶尔伴有一些淡茶或带咸味的菜汤。 在极端寒冷的冬季，战俘们被迫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保持体温。然而，缺乏充分的衣物保暖使得很多战俘处在冻伤或更严重健康问题的边缘。实际上，劳动虽然暂时带来了体温上的提升，但长期而言，这是一种对身体极大的消耗。 食物短缺迫使战俘们寻找任何可能的食物来源，以缓解饥饿。在安吉连等若干收容所，记录显示，战俘们甚至不得不捕食猫、狗、甚至是野生的鼹鼠、青蛙和蛇。据一些回忆录提及，第一年中因为捕猎过度，第二年春天时，这些小动物已经变得极其稀少。 苏联士兵对这些战俘的态度多半是冷漠甚至带有轻蔑，他们经常用带有轻蔑的眼神观察战俘们食用这些不寻常的食物。尽管面临这样的困境，日本战俘们还是设法维持基本的生存，虽然生活条件远低于《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待遇标准。 此外，食物短缺并不是战俘所面临的唯一困难。由于缺乏有效的医疗照顾和基本生活保障，疾病和死亡在这些收容所里成为常态。虽然苏联政府制定了规范的战俘管理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政策往往名存实亡。 来自 冯玮. 日本史的路标[M].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