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就是开国上将周纯全，他当时是保卫局的局长，权力很大，排整个红四方面军的第三，甚至超过了主管军事总指挥的徐向前。 11岁那年，周纯全踏进了村里的私塾，开始了他的学习之路，尽管只是泥墙草顶的简陋房间，但对他来说，那里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1917年，他带着对未来的渴望离开家乡，前往武昌，进入省立第一模范小学。 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但不幸的是，家庭的经济困难迫使他在一年半后中断了学业，这段经历虽短暂，却深深地激发了他对知识的珍视和对社会平等的追求。 随着武汉惠工织布厂的响亮汽笛声中，工人们的愤怒和不满因“二七惨案”而达到了沸点，周纯全被推举为工厂的“二七后援会”委员长，这标志着他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不仅在工人中间传播革命思想，还亲自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振奋人心的演讲让他的领导力得到了同僚的认可和尊重。 后来他回到了黄安，将这股革命的热情带进了久未触及政治波动的乡村。 在那里，他积极推动地方工会的建设，将革命的火种一点一滴地播撒在每个角落。 在他的带领下，黄安县的农民和小镇工人开始有了组织的力量，成立了地方的工会和青年团体。 1926年，周纯全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生活轨迹与党的命运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黄麻起义期间，周纯全表现出了非凡的战略洞察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年代，整个苏区像是一块经风霜的沃土，等待着播种革命的种子。 在这段动荡的岁月中，周纯全不仅是一位行政领导者，更是一位战术家，他周密安排粮食的储备和分配，确保每一个战士都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和挑战，在兵力调度上，他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调整部队布局，多次成功地将部队从敌军的重围中突围出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加剧，1934年，红军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长征途中，他们需要跨越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横渡湍急冰冷的大渡河。 在一次战斗中，周纯全不幸被敌军的流弹击中右腿，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军装。 疼痛难忍，但他坚决拒绝了休息的建议，选择继续和部队一起前行，他的坚持不仅是对自己的考验，也极大地激励了身边的战士们。 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即便是在穿越崇山峻岭、经历风雪冰霜的严酷环境下，每个人都显得异常坚定和勇敢。 在长征的漫漫路途中，周纯全不仅以自己的勇气和坚定鼓励着战士们，他的智慧也在不断指引着这支队伍向前。 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多次制定出精妙的战术，帮助红军突破重重围困，保存了宝贵的战斗力。 这些战术不仅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在红军中传为佳话，成为他们精神的象征，周纯全的名字因此在队伍中威望高涨。 后来又在辽沈、平津、渡江和海南岛战役中展现了出色的后勤保障能力，而且在面对朝鲜战场极端条件下，展示了非凡的创新和决断力。 1950年冬，周纯全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前往朝鲜前线慰问，期间彭德怀司令员的一句“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用管”，即刻将他从一位参观者转变为志愿军后勤指挥的核心。 面对尚未成立的后勤部，周纯全接过了重任，立即着手构建一个高效的后勤保障系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采取了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线的“绞杀战”策略。 面对严峻的战略挑战，周纯全及其团队采取了创新的应对措施：“即使铁路被切断，我们也要保持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桥梁毁损、道路受阻，但我们的物资运输绝不能停滞。” 为此，他们动员了数十万人，在敌军飞机的连续空袭中，紧急修复受损的公路，确保了关键供应线的通畅。 此外，周纯全还倡导实施了“土雷达”系统——沿着鸭绿江至三八线的重要运输线，设立了超过1500个空中监视哨点。这一简易却高效的预警系统能够在敌机接近时通过发射信号弹进行警报，从而使得运输车队有时间进行隐蔽。 待敌机离去后，再发信号恢复行动，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和安全性。 他的工作得到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多位高级指挥官的高度评价。美军第8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甚至公开表示：“共产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周纯全的这一阶段工作不仅得到了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广泛认可，也为他个人的荣誉添砖加瓦。 1955年，周纯全因其在军事领域的卓越贡献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其军事领导者的最高荣誉之一。 其实周纯全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相对于其他历史人物，显得并不那么突出。 尽管参与了多次重要的革命活动，但他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鲜有提及。 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 首先，在革命的后期，他较少担任军事和政治的高级职务；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担任了一些职位，但多为副职，并且他的军衔相对较低。 此外，周纯全本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参与政治活动，这也导致了他在公众视野中的曝光度较低，因而很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