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溥仪的命运无疑是最为波折的一笔。作为醇亲王载沣的长子，他在仅有三岁时，即被慈禧太后选中继承皇位，接替同治与光绪的衣钵，1909年正式改元宣统。 然而，他的帝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激流勇进的革命浪潮迫使他在1912年2月12日，年仅6岁时宣布退位，结束了仅维持三年的皇帝生涯。溥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而他本人也未获庙号和谥号，这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根据清朝的规矩，新皇帝即位后需选定适合的陵地，预备未来的安葬之所。但溥仪的皇位未持续够久，加之清朝的突然灭亡，使他未能选定自己的“万年吉地”。 退位后，尽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了稳定国内外政治局势，仍优待溥仪，允许他居住在紫禁城内，并享有半城的自主权。 此外，溥仪的皇帝尊号未被废除，民国政府依然以礼待之，并每年供给逊位的溥仪及其皇室四百万两白银。这样的待遇让溥仪在紫禁城内仍旧可以保有一定的皇帝仪仗和荣耀，虽名为退位，实则仍有“帝王”之风范。 直到1915年，溥仪十岁时，清室终于开始为他寻找万年吉地。在江朝宗将军的推荐下，清朝皇室决定聘请精通风水之道的前廉州府教授李青先生来担此重任。为了这次重要的任务，皇室支付了四百元的路费，确保李青能够从远地赶来。 李青先生与笔贴式锡泉等陪同人员对清西陵附近的地形进行了深入的勘探。他们不仅考量地理位置，还深入分析了地貌和水文情况，确保选择的地点符合风水上的“上吉佳地”。 最终，他们选择了西陵后山东北口附近的一块地，此地四周环山，中间开阔，有利于气聚地生，非常适合建造陵墓。这块地在当地被俗称为狐仙楼，它位于现在的旺隆村北部，地理位置优越。 李青先生在完成地点选择后，撰写了一份详尽的《勘舆说帖》，列明了选择此地的详细理由和好处，提交给皇室参考。皇室在仔细阅读和讨论李青的报告后，决定进行最后的审验，派遣了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一位前体仁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前往实地进行最终的查验。 世续在现场仔细查看后，对这一选择表示满意，并在返回后向溥仪汇报了他的观察结果：“内堂外堂皆在红桩界内，甚属相宜。”于是，溥仪的万年吉地最终得以确定，位置也被圈禁保护起来。 然而，由于民国政府资金紧张且政局不稳，虽然溥仪及皇室每年应得四百万两白银的供养，实际支付往往不能兑现，导致溥仪及其家族经常面临经济困难。 在此背景下，尽管万年吉地已选定，陵寝的建设却成了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民国政府忙于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难以拨出资源来为一个已退位的皇帝建造陵墓。因此，溥仪的万年吉地，虽已名正言顺地选定，却只能空等未来的兴建机会。 1967年，溥仪因肾癌及其他并发症在北京逝世。他的去世并没有得到一个皇帝应有的厚葬，而是依据当时的规定，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盒被安放在了北京的八宝山骨灰堂。直至1980年，国家对溥仪的态度有了一定的转变。 在政协礼堂，为溥仪以及其他两位重要人物王耀武和廖耀湘举行了官方的追悼会。追悼会后，溥仪的骨灰被重新安置于八宝山公墓的第一室，虽说是“安放”，但更多的是一种暂时的寄存。 1994年，张世义，一位居住在海外的华人企业家，在中国的崇陵西北部建立了华龙泉陵园。为了提升陵园的知名度和吸引更多访客，张世义计划吸引高端客户，尤其是历史名人的后人。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溥仪的遗孀李淑贤身上。 溥仪的骨灰当时仍安放在北京的八宝山，但那里并未有特定的墓地，只是暂时的存放。张世义认为，如果能将溥仪的骨灰迁葬至华龙泉陵园，必将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能大大提高陵园的知名度。 于是，他开始与李淑贤接触，耐心而诚恳地说明华龙泉陵园的规划与设计，以及这里与溥仪生前希望安葬的地点的相似性。 经过一番沟通，李淑贤终于同意了迁葬计划。1995年1月26日，李淑贤在亲友的陪同下，亲自前往华龙泉陵园。仪式当天，她手捧溥仪的骨灰盒，走向已经铺设好黄缎的灵台，场面庄重而肃穆。 在一个简短的仪式后，李淑贤将骨灰盒递给工作人员，后者小心翼翼地将骨灰盒安置进预先准备好的水泥椁中。墓地面南背北，这是对溥仪皇帝身份的最高规格的尊重。 参考资料：诸葛文编著. 中国历代秘闻轶事 清朝[M].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