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是个没有城镇户口，不拿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到北京后，他的户口仍在昔阳老家，当总理没有户口也没有粮食关系。周总理建议他把户口迁到北京来拿工资。可是他不转户口，说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仍在大寨拿工分。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大寨，位于山西晋中昔阳县的偏远山区，曾是个鲜为人知的贫困村落。由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仅有少量适合耕种的土地，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贫困状态。1952年，38岁的陈永贵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的到来预示着大寨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陈永贵采取了一种坚决的自力更生的态度，领导全村农民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开山造梯田。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将山坡凿成台阶，还要用扁担挑土上山，完全依靠人力完成，没有任何机械辅助。 尽管任务艰巨，陈永贵的决心和领导力激发了全村人的工作热情。他不仅是策划者，也是实干家，经常比任何人都做得多。在他的带领下，大寨人民经历了数场硬仗——首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屡战屡胜。 1963年，灾难接连不断地袭击大寨——特大洪水、连续风灾、冰雹和霜冻，但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人民坚持与自然的斗争。 在这极为困难的一年里，大寨人没有向自然低头，反而在这一年取得了704斤的粮食亩产，总产量达到了560,000斤，不仅自给自足，还上缴了大量公粮，为国家的工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4年春，毛泽东在邯郸的火车上接受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工作汇报。陶鲁笳特别提到了陈永贵和大寨的巨变。 毛主席对陈永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询问了他的文化程度和管理方法。得知陈永贵提倡党员干部亲自参与生产，毛主席赞许其方法类似战场指挥，直言“纸上谈兵不行”。 在谈及大寨的劳动分配制度时，毛主席认为评工记分的方法简明有效，赞赏其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陈永贵的讲话方式，尽管不引经据典，却因直接而务实，获得了赵树理等人的高度评价。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不仅要了陈永贵的事迹材料，还派遣了时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亲自到大寨实地考察，确认所听所见是否属实。 1964年5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首次公开表达对陈永贵以及他所在的大寨大队的高度评价。他在会上提到，山西的大寨大队展现了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被称为“大寨精神”。 此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学习大寨的热潮。这种精神不仅限于农业领域，还波及到了工业与军事领域，形成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这些激昂的口号激励了无数中国人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奋斗。 到了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的一次重要活动中再次表达了对陈永贵的支持，公开拉着他的手问候：“永贵好！永贵好！”这一幕在当时的报纸上被大量报道，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陈永贵的人生轨迹在1975年进一步上升，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全国农业工作。然而，在此之前，他曾因历史上的污点遭遇重大困境。 曾有人揭露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短暂加入日伪组织，甚至成为“兴亚会”昔阳分会的一员。这些指控一度让他面临巨大压力。 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未因此事动摇他们对陈永贵的信任。陈永贵本人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坦言，那时他不过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与日本人打交道只是为了保护村民，从未真正背叛过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在担任副总理期间，陈永贵坚持不迁户口，不领取国家工资，保持着极高的清廉形象。他的粮票问题由当地的粮食管理部门特别处理，每年秋后为他专门留出一份粮食。 1975年5月，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三三制”工作方式的批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县，亲自抓农业生产；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巡视，了解并推广农业发展的经验；剩下的时间则留在北京处理国务。此外，他还请求搬离钓鱼台，以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同年8月，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普通的胡同里的小院。在这个小院里，陈永贵的生活依然保持着他作为农民出身的朴实无华。 尽管他的职务非常高，但他的生活依然十分简朴，家中的粮食时常不足，他常将杂粮混入白面中以解决饥饿。尽管生活艰苦，他却从不接受任何礼品，一有所闻，立即严厉指示退回。他的清廉，成为了时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1980年，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随后在北京东郊的农场担任顾问，继续致力于他一生热爱的农业工作。直到1986年3月，陈永贵病逝。 参考资料：王俊山主编；山西旅游景区志丛书编委会编. 大寨风物志[M].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