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荣毅仁创办中信集团后，汇报工作时发现好多国外的东西跟领导讲不清楚。索性在集团内成立了一个文印室，专门印制国外经管类知识的小册子给领导参阅。这个文印室就是中信出版社的前身。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1950年，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的前夕，在北京的一场毛主席招待的宴会上，荣毅仁首次见到了国家的领袖。年仅34岁的荣毅仁，那时已被誉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佼佼者。 荣毅仁的祖辈中，荣德生和荣宗敬是最早投身实业的家族成员。荣德生，荣毅仁的父亲，15岁便远赴上海，进入成通顺钱庄学习金融业务。 1896年，荣氏家族在上海创办了广生钱庄，起初资本仅3000元。尽管当时股票风潮席卷，许多钱庄倒闭，但荣氏兄弟凭借谨慎的经营策略，使得广生钱庄未受影响。1902年，他们投资建立了保兴面粉厂，尽管条件艰苦，但凭借坚持和努力，荣氏家族的业务逐渐壮大。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给荣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日军的侵略导致荣氏的多家企业遭到破坏，荣宗敬因战事憔悴而死。 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荣氏家族的企业再次面临危机。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政策使得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在北伐时期，蒋介石甚至无端通缉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荣家不得不支付重金以求安稳。 1946年，中国商界发生了一起震动中外的事件——荣德生绑架案。此时，荣氏企业的掌门人荣德生，已经年届71岁。绑架者要求的赎金高达100万美元，最终以50万美元成交。令人震惊的是，涉案者竟包括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这一内幕让此事更添复杂色彩。 此外，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介入，先是命令限期破案，后又从赎金中划出5万美元奖励有功人员，这些举措令外界对此案背后的真相充满猜疑。 到了1949年，当许多上海资本家选择逃离国内时，荣毅仁父子选择留下。荣德生在临行前坚定地对荣毅仁说：“不管发生什么，我决不走。” 5月25日，解放军进驻上海，33岁的荣毅仁亲眼目睹了新政权的举措。不久后，上海市军管会召开会议，荣毅仁有幸与陈毅、曾山、潘汉年等新政府领导人会面。陈毅宣布鼓励工商业者复业的政策，这让荣毅仁感到一线希望。 1950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首都召开。在会上，荣毅仁不仅反映了工商界对当前税收政策的意见，还提出了关于改进税收工作和调整税率的具体建议。他的发言引起了党内高层的深刻关注，结果就是那个晚上，中央领导召开了一个专门的讨论会，全面讨论荣毅仁的提议。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在北京举行，荣毅仁再次北上参加。此次会议，毛主席不仅到场，还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 在会上，他对资本家们说：“大家的眼光要放远一些，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还借用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比喻，勉励工商界人士要有远见。 回到上海后，荣毅仁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出承诺，他将把自己的利润投资于企业，购买公债，以支持国家的建设。不久，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席卷全国，荣毅仁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企业全数交由国家公私合营管理。 在1957年1月的上海市人大会议上，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返回上海，亲自发表了一篇发言。他公开请求大家投票支持荣毅仁成为副市长，称赞荣家为国内外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最终荣毅仁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邓小平深知，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而引进外资是关键一环。于是，在1979年，邓小平找到了荣毅仁。他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的期望：“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随着谈话的结束，荣毅仁沉浸在深思中。面对新的责任和挑战，他深知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策略。不久后，荣毅仁带着一份详尽的“方案”回到了中南海。 他提议成立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按照国际惯例运作，以此吸引外资并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很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应运而生。 启动初期，中信公司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巨大。但荣毅仁并没有因此退缩，而是积极推动公司的快速发展。到了1986年，中信公司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不仅在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而且已经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广泛的业务合作。 中信公司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使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到了2002年，中信公司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体制改革，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参考资料：李新芝. 邓小平实录 4 1982-1997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M].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