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家来了客人， 但是警卫员不认识，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毛主席问怎么回事，一个卫士说：“有一个姓贺的女人闯了进来，非要见你。” 1938年，贺怡从新四军驻吉通讯处民运部长的职位调至中共东南分局，开始在南昌的办事处担任要职。不久后，即1939年春，组织再次调动她前往中共广东省委，担任妇女部长，负责指导妇女运动和组织工作。 1940年的一次外出中，贺怡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捕捉。面对严刑拷打，她坚决不泄露任何同志信息。在最绝望的时刻，为避免泄密，她甚至将一枚金戒指吞入肚中，企图以死抗争。所幸，组织及时得知情况并营救她出狱，但此后她因金戒指引发的腹痛需要紧急手术解决。 术后，贺怡在组织的关怀下逐渐康复。她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此事更加坚定了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献身。毛泽东本人也对她的状况高度关注，并在手术期间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和支持。 1941年，贺焕文才被正式安葬。毛泽东作为其女婿亲自参与了葬礼。贺焕文的墓碑刻有“民国三十年清明日永新县故处士贺焕文先生之墓，同仁共立”等字样。 在随后的年月里，贺怡继续她的革命工作，尤其在妇女运动领域发挥了巨大影响。她积极推动农村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深入乡镇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意识，建立抗日武装力量，抵御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1947年，贺子珍结束了她在苏联长达九年的生活，终于踏上归国之路。此前，王稼祥曾专门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的指示是让她回国。在哈尔滨，贺子珍与久别重逢的妹妹贺怡相见，两人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分离后，感慨万千，泪水难以抑制。 在重逢的对话中，贺子珍得知了父母亲去世的消息。她的父亲病逝后，毛主席将她的母亲接至延安，并在母亲去世后，亲自安排了她的葬礼和墓碑的立立。然而，贺怡提到了一个悲伤的事实：在胡宗南占领延安期间，他们的母亲的坟墓被挖掘。直到延安收复后，他们的姐夫用十块银元请当地村民重新埋葬了她的母亲。 贺子珍决定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信给毛主席。她提到，在苏联的日子极为艰苦，生活自给自足，从种地到织毛线，她学会了许多生存技能。她感谢毛主席在她不在时对其家人的照顾，并表达了想要找到一份工作，重新开始的愿望。 另一方面，贺子珍的女儿娇娇也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询问关于自己父亲的身份。毛主席对娇娇的回信中确认了自己是她的父亲。 在贺子珍与贺怡准备前往北平的途中，遭遇了不可预见的阻碍，当地领导未能明确理由地阻止了她们的行程。无奈之下，贺子珍只能暂时滞留在天津，而后南下寻找哥哥贺敏学的帮助。 贺子珍曾于1932年在长汀福音医院生下一名男孩，因担心病菌传染给新生儿，她将孩子托付给一位奶妈，暂时命名为“小毛毛”。红军长征时，考虑到孩子的安全，经与毛泽东商议，贺子珍决定将儿子交给了留守的弟弟毛泽覃保护。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小毛毛的下落成谜。 1949年11月，当贺怡从友人处获悉可能找到了小毛毛的线索时，她没有犹豫，立刻决定前往赣南。不幸的是，这一行程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而戛然而止。车祸发生在泰和县澄江镇的丰塘桥附近，贺怡与古一民当场遇难，其余同车人员受伤不同程度。 司机在事故后逃离现场，直至十年后在青海省被捕，此事才得以水落石出。李敏在得知事故全貌后，虽然深感悲痛，但最终选择了不追究司机的责任。 贺子珍在得知妹妹贺怡的不幸后，悲痛欲绝。她不仅失去了爱妹，还要面对儿子下落不明的重重打击。 1950年，毛岸英回到韶山探望家人时，曾碧漪也来到了中南海。作为古柏烈士的遗孀，她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分。 1984年和1988年，贺怡的亲人一一离世，留下了她深深的思念。姐姐贺子珍的骨灰被安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哥哥贺敏学则安葬在井冈山。贺怡自己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共产党员，她生前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深受同事们的尊敬和爱戴。她的墓地选用了大理石材料，墓碑上镶嵌的五角星象征着她不变的革命信仰。 贺怡去世后，她的后人一直希望能够将她与亲人们团聚。2014年4月，这个愿望开始得到实现。当月，贺怡的儿子贺春生、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举行了一个迁葬仪式，准备将贺怡的骨灰部分迁移到井冈山，与哥哥贺敏学相聚。 贺春生透露，贺怡与她的兄弟姐妹关系极为亲密，他们的共同成长经历和相互扶持的情感纽带，促使家族成员希望他们即使在逝世后也能相聚一处。他还提到，贺怡的其他孩子，包括贺麓成和女儿贺海峰，都已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阿姨贺子珍和叔叔贺敏学的培养和影响。 来自 黄仲芳著. 井冈山斗争时期人物传 上[M].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