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有人告诉戴笠，说李时雨是共产党，戴笠摇了摇头，说：“李时雨是我信任的人，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你们冤枉他了！”

日本投降后，戴笠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议上，戴笠看向人群，说：“久闻李时雨先生的大名，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不知哪位是李时雨？”

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

戴笠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余祥琴与我说过，你很有能力，为党国做了许多事情，很了不起啊！”

李时雨谦虚地道：“这还是您领导有方。”

不久，戴笠亲自下令，授予李时雨上校军衔，担任军统上海站第二组组长。与会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时的李时雨已经成了戴笠的红人，其前途不可限量。

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有人不满。

有人想找找李时雨的黑历史。

一查，有特务发现，抗战中，李时雨的妻子，因为有通共嫌疑被日本人抓去审问。他们揪着这点不放，说日本人不可能无缘无故抓人，还弄出通共的罪名，他们就说，李时雨也是共产党，并向戴笠举报。

戴笠何尝不知，这是手下嫉妒李时雨，这才弄出这样一个罪名污蔑他，就没有当回事，而是直言，他了解李时雨的为人，李时雨不可能是共产党。

戴笠之所以这么信任李时雨，主要是看中了李时雨的能力，可他不知道，李时雨确实就是共产党。

1939年，汪精卫投敌，组建汪伪政权。

汪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就让手下，为他们寻找优秀的人才。这时候，李时雨已经打入国民党内部，在天津担任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也是汪精卫拉拢的对象之一，上级党组织便指示，让李时雨答应汪精卫。

不久，李时雨从天津赶往南京。

到了南京，汪精卫亲自接见他，还让李时雨担任立法委员，立法院院长是陈公博。陈公博身兼多职，忙得不可开交，对于立法院的事务，就没有时间处理，李时雨一来，他就把这些事情交给李时雨。

李时雨把立法院的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大大减轻了陈公博的压力，陈公博很满意，认为李时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愈发器重他。

这时候，陈公博正在对付新四军，为此还制定了许多计划，不过对于这些行动内容，陈公博没有对李时雨隐瞒，因为他不相信李时雨是共产党。

结果，李时雨就把陈公博制定的计划，全数告诉新四军，使得新四军多次化险为夷。就连陈毅都说，有了李时雨，就相当于新四军新增了一个师。

多次行动失利后，陈公博怀疑过很多人，唯独没有怀疑李时雨，甚至被调到上海担任伪市长的时候，陈公博还把李时雨一起带到了上海。

陈公博之所以这么信任李时雨，就是因为李时雨帮他分担了许多压力，有李时雨在，他就会轻松很多，他已然把李时雨视为亲信，便没有怀疑他。

在汪伪内部，不仅是陈公博信任李时雨，周佛海也十分欣赏李时雨的能力。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被调往南京担任伪国民政府主席时，由周佛海接替他担任上海的伪市长，期间，陈公博想把李时雨带到南京，让李时雨为他办事，分担他的压力，周佛海说什么也不干，坚决不肯放人。

为了把李时雨留在上海，周佛海当场给他升了官，陈公博看到周佛海这副态度，只能不甘心地放人。

军统上海站发现，李时雨简直是汪伪政府的红人，若能拉拢他，他们往后搜集情报，就会变得更容易。

于是，军统的余祥琴，就暗中与李时雨接触，还说日本人早晚要投降，让李时雨给自己找一条后路。

李时雨半推半就，答应为军统办事。

这样，李时雨就有三层身份，明面上是汉奸，暗地里为军统办事，但实际上是一名地下党员。

每次搜集到情报，李时雨先是暗中发给我党，再挑一些有助于全民族抗战的情报送给军统。

因为在汪伪政府的地位较高，哪怕只是有选择性地挑一些情报，这些情报的价值，也是让军统如获至宝。

戴笠曾因为李时雨提供的情报，多次受到了蒋介石的表扬，所以他才会这么信任李时雨。

当有人说李时雨是共产党时，在官场混了很多年的戴笠才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手下眼红了，是他们嫉妒李时雨，这才会出言陷害李时雨。

戴笠活着的时候，军统的其他人一直不敢对他如何。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戴笠身亡。

那些嫉妒李时雨的人，便纷纷跳出来，说李时雨是共产党，接替戴笠生前职务的毛人凤，这时候正在打压戴笠的亲信，李时雨受到了牵连，被捕入狱。

因为没有证据，军统没杀他，而是一直关着。

这一关就是3年多，直到1949年，李时雨才被地下党员救了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

建国后，李时雨主要在统战部门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