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来找李宗仁，说：“趁蒋介石在广州，我们把他扣起来。”

蒋介石在下野前后，为了拉拢粤系将领替他卖命，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

对这三人的任命，老蒋是费了心思的，余汉谋、薛岳和桂系有矛盾，对老蒋较为服从，担任的都是有军政大权的要职。

在粤系中，张发奎属于和桂系走的极近的，当年中原大战时，张发奎和桂系组成“桂张联军”，在湖南和蒋军及亲蒋的粤军大打出手。

抗战胜利后，张发奎担任广州行营主任，他在任上对日本战犯、间谍抓的很紧。

有一次，法国驻广州领事卫映章的情妇贝安加日本间谍的身份暴露后，躲在在领事馆不出来。张发奎大怒，派兵包围领事馆，逼迫卫映章交人并道歉。

不少日本战犯及汉奸跑去澳门躲避，广州行营派人交涉，澳葡当局拒不交人，张发奎下令部队封锁海陆路，不许向澳门运输食物和淡水，逼得澳葡当局不得不将人交出。

张发奎还通知港英当局，将逃港的所有汉奸送到广州送审。有人劝张发奎，不要过激，以免引起英军的报复，张发奎说：“英国人要敢动，我就敢揍他。”

张发奎的强硬姿态，引起了老蒋的不满，将他调到南京，担任有名无实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委员”。

及至老蒋下野，这才重新任用张发奎，让他担任陆军总司令。这个职务听起来很唬人，但陆军、海军、空军、联勤四大总部，是隶属于“参谋本部”的，实权掌握在参谋总长顾祝同手上。

上有“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外有各“剿总”司令、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等军头，张发奎实际上连一个师都调动不了。

南京解放后，李宗仁见大势已去，不愿去广州行使代总统职权，跑去桂林闲住。老蒋还需李宗仁暂时在前台替他吸引火力，派阎锡山、何应钦、居正等人去见李宗仁游说。

李宗仁在各方劝说下，于5月7日飞至广州。5月中旬，武汉解放，白崇禧将华中长官公署迁至衡阳，并下令华中主力入湘。

华中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宋希濂，手握十余万部队，他拒绝执行白崇禧布防于湘西至岳阳一线的命令，将主力撤往鄂、川边界的恩施一带。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老蒋的嫡系，白崇禧无奈之下，只得转而告知何应钦。何应钦给宋希濂打去电话，让他服从白崇禧的指挥，将部队开赴指定区域。

不想，宋希濂根本不买账，说他西撤鄂、川边界，执行的是上面的命令。

何应钦气愤的说：“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你应该服从我的指挥。”

宋希濂在电话那头大声说：“我只听老头子、顾总长的命令，不知道什么国防部长。”

何应钦气得发抖，当即挂了电话。军事上，何应钦调不动老蒋的嫡系部队，经济上，他面对军粮、军饷问题一筹莫展。

无计可施的何应钦，索性向李宗仁提交辞呈，并说：“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那么我就只能自杀了。”

何应钦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李宗仁只能同意。本来，李宗仁打算让居正当“行政院长”，白崇禧当“国防部长”，但在老蒋的操纵下，反对者众多，权衡之下，阎锡山成为两方面都认可的人选。

6月初，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凡有重大事情，必先征得老蒋同意，这样一来，李宗仁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7月15日，老蒋来到广州。张发奎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去见李宗仁建议将老蒋扣押。

李宗仁反对说：“就算把他抓起来，又能如何呢？他的部队，你我也调不动，他存在台湾的黄金、白银，也取不出来。”

张发奎说：“只要把人扣押了，机会自然就来了。到时候两广联合，还是大有可为的。”

接着，张发奎抛出了粤桂联合进而控制西南的计划：桂军在湖南坚守至少三个月，以便两广地区招募编练十万新兵。若湖南守不住，桂军主力和粤军联合，拒守两广及西南。

李宗仁不看好张发奎的计划，说：“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广东亲蒋的人可不少。”

张发奎见李宗仁不愿冒险，叹气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我看也就如此了。”

几天后，听到风声的老蒋，召见余汉谋、薛岳等人，指桑骂槐的将几人痛骂一番。余汉谋、薛岳本就和桂系不对付，挨了责骂后，更是拉开了和桂系的距离。张发奎孤掌难鸣，又担心遭到老蒋报复，跑去香港避风头了。

见“粤桂联合”已无可能，老蒋又釜底抽薪，召开军政会议，设立所谓“非常委员会”，由他任委员会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规定凡重大军政事项，必须委员会通过。如此一来，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是彻底被架空了。

更让李宗仁感到惊诧的是，他和白崇禧的关系出现了裂缝。因李宗仁倾向主和，白崇禧极力主战，这就给了老蒋分化的机会。

老蒋在广州期间，曾召来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见完老蒋后，兴冲冲的去见李宗仁，讲了老蒋对他的诸多“承诺”。

李宗仁不悦的问：“他的那些承诺，你真的相信？”

白崇禧说：“我看蒋先生很是诚恳，将来若战事不利，广西不保，是否可以去台湾？”

李宗仁听后，黯然说：“去哪里都行，就是不要去台湾。”

此后，李宗仁、白崇禧这对搭档，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