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了明禅师被带到刑场枪毙，行刑前，他对行刑人员提了一个要求：“我罪大恶极，确实死有余辜，但能不能不要用子弹打我的头？”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1951年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了一封匿名检举信，信中详细列举了一位名为雷恒成的人的多年罪行，此人甚至可能参与了对革命领袖的暗杀企图。 这封信迅速被提交给了市政府和公安部，引起了彭真和罗瑞卿这两位老革命的高度重视。他们清楚地知道，捉拿这名罪犯的重要性，因此下令立即着手调查。 检举信中透露了三条关键线索：第一，雷恒成可能藏匿于上海的马立斯路附近；第二，其人瘦长脸，留有山羊胡，并有显眼的大黄牙；第三，他以算命为生，常挂一块带有皇帝头像的金色挂表。这些线索驱使北京市公安局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协助调查的请求。 当文件转交至上海市公安局时，局长许建国立即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将此视为重大案件，命令新成分局进行详细调查。 然而，初步的侦查并不顺利。尽管侦查员们迅速前往马立斯路附近的南京路派出所查询户籍，但并未找到“雷恒成”这一名字，这表明雷恒成可能已改变了身份。不得已，侦查员们转而直接在马立斯路附近的居民区内寻找线索。 几小时的努力后，侦查员终于得到了一位名叫“了明禅师”的老人的消息。这位北方老人年近古稀，留着山羊胡，与检举信中的描述大致相符，但是否为雷恒成还需进一步确认。老人的邻居们描述他日常只是敲木鱼，并不像罪犯。警方为了避免错捕，决定深入调查。 侦查员回到派出所后查阅了该老人的户籍信息，发现他名叫赵志安，从1948年与妻子从台湾迁至上海。信息有出入，仍不足以确定其真实身份。 最后，为了验证赵志安的真实身份，侦查员假扮成一个“三无青年”去找赵算命。在交谈中，赵自豪地展示了自己的预测能力，而在谈话过程中不慎露出了藏有金牙的黄牙。 而在侦查员询问时间时，赵志安不假思索地掏出了一块金色怀表，表面有皇帝头像。这一举动证实了他的身份。侦查员随后离开，并立即召集同事再次前往该地点，将其逮捕。 1952年10月20日，雷恒成被正式判处死刑。在执行前的刑场上，他对行刑人员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求：“我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恳求子弹不要打我的脑袋。”最终政府也基于人道考虑，满足了他的这一最后要求。 雷恒成，出身于清朝末代皇族的一个旁支，尽管家族的辉煌已逐渐黯淡，但仍保留着一定的传统底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雷家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变化。 面对清末民初的动荡，雷家抓住了“学日”热潮，派年轻的雷恒成赴日本深造，意图借此为家族谋取新的生机。 1909年，雷恒成在日本完成了长达十一年的学业和警察技术深造。归国后，他凭借海外留学的背景和皇族血统，迅速被清廷任命为兵科举人和九门提督衙门总教习，从而正式进入了官场。 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清政府的崩溃使他失去了原有的依靠，于是他果断地投靠了时局之强者——袁世凯。 在袁世凯的庇护下，雷恒成参与了1912年的“北京兵变”，在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指挥警察焚烧并掠夺了北京的多个区域，以维护秩序的名义进行了无差别的屠杀，为袁世凯巩固北方势力做出了显著贡献。 袁世凯去世后，随着奉系军阀的崛起，雷恒成再次找到靠山，投靠张作霖，并在1926年被任命为“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他在这一职位上迎来了个人职业的又一高峰。 1927年，根据日本使馆提供的情报，张作霖得知苏联兵营中可疑活动，疑似中共革命党与企图颠覆奉系统有关。雷恒成作为关键执行者，带领警察部队逮捕了李大钊及其同志。 李大钊的逮捕和随后的处决引发了巨大的震动，雷恒成因此行动在奉系内部确立了其地位。然而，随着东北易帜后，他继续担任侦缉处处长，参与对抗共产党的行动，因其残忍的手段被称为“雷锤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恒成对日军的表现表示悲观，最终选择加入伪政府，继续在日占区活动，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日本投降后，雷恒成面对全国的反汉奸行动，感到极大的威胁。他先是假扮禅师隐居于北京西北角的寺庙，后因身份暴露，迅速逃至上海，化名赵志安，潜藏了七年。 随着新政府对旧政权罪行的清查，雷恒成的历史角色和行径逐渐被揭露。1951年，他的罪行被彻底揭开，最终在上海被捕并于1953年被执行死刑。 参考资料：任文思，张秀英编著. 中国现代史学习参考资料[M].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