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她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幼年家境贫苦，自幼展露绘画才华。1916年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和书法。返国后，张大千与兄张善孖共同创办“大风堂”，逐渐形成了“大千画派”。他的艺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学古人，中年以自然为师，晚年则听从内心的感召。   1941年，张大千前往敦煌研究临摹壁画，此经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艺术创作。1948年国内局势动荡，许多学者艺术家开始南渡台湾，张大千也在1949年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以及宝贵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南渡。   1949年的春风中带着战火的余烬与时代的变迁，中国大陆的局势日渐动荡。在这一年，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纷纷作出选择，而张大千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他的决定是南渡台湾，这一选择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艰难。   张大千当时居住在上海，城市的街道上时常可以听到政治宣传车的扩音器，宣讲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他的住所内，却是另一番景象。他的画室里堆满了临摹敦煌壁画的卷轴，每一幅画都是他数月甚至数年心血的结晶。这些作品，对于张大千而言，是他与中国古代艺术对话的桥梁，也是他艺术旅程中无可替代的部分。   决定南渡前的几天，张大千忙碌于整理这些珍贵的作品。他细心地将每一幅画卷用油布包裹，然后置入木制的画匣中。这些画匣被他视为至宝，因为它们不仅承载了艺术的价值，更承载着他对文化的承诺。   与此同时，张大千的家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徐雯波，他的妻子，正在打包家中的必需品，而他们的幼女则感觉到了父母的焦虑，时常安静地坐在角落画画，以此寻找安慰。徐雯波知道，一旦离开，他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决定南渡的当天，天空灰蒙蒙的，似乎预示着未来的不确定。张大千与家人匆忙前往机场。他们乘坐的是一辆旧吉普车，车内除了他们三人，还有几个大木箱，里面装着张大千的画作和最为重要的生活用品。车辆在颠簸中缓缓行驶，张大千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致，内心充满复杂的情感。   到达机场后，一切都在军方的严密控制之下进行。机场内部军人往来匆忙，不时有军用飞机的轰鸣声刺穿云霄。张大千一家在一名军官的引导下通过了一系列复杂的安检程序。在登机前的等待中，张大千环顾四周，其他乘客中有些是面容紧张的学者，有些是默默低头的艺术家，每个人的眼神中都带着对未来的迷茫和不安。   飞机最终起飞，将他们带往台湾。在飞机颠簸的旅程中，张大千紧紧握住徐雯波的手，她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试图从彼此的接触中寻找一丝安慰。飞机窗外是一望无际的云层，似乎象征着他们未知的未来。   在台湾的初期日子并不容易。虽然张大千一家成功抵达台湾，但是迅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差异让他们感到格外的孤独和不适。台湾虽然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感，但对于习惯了大陆生活节奏和文化氛围的张大千来说，这里依旧是外地。他们的生活虽然保持了基本的安稳，但心里始终挂念着远在大陆的家乡和朋友。   1976年，台湾政府特批为他在台北市郊外双溪地区分配一块地皮，张大千建立了“摩耶精舍”，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他晚年将部分敦煌壁画捐赠给博物馆，以此完成他的文化使命。   张大千的一生充满色彩，不仅在艺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在个人生活上体验了丰富多变的情感经历。他的人生故事，如同他的画作一样，跨越了东西方，涵盖了传统与创新，留给后世无尽的话题与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