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常有叛乱，各集团四处流窜，为何是从南向北转移？   三国时期蜀汉的相关研究是长久以来的热点，且成果显著，南中的治与乱又作为其焦点问题占有一席之地。   南中问题实则是其地方武装叛乱的表现形式之一，深刻左右着政权的发展轨迹。诸葛亮为此不惜大军南征不毛之地。   但其地方武装叛乱绝不仅限于此，羌、氐等少数民族以及地方贼盗、武将等武装为乱的现象也不时发生。   不同于对外与魏、吴的军事力量攻守，蜀汉内部的地方武装叛乱规模有限，且始终没有形成政权进行有序组织，具有偶发性，不以占地纳民或是打击对手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   但其次数较多，虽常如瘙痒但又不可忽视，影响着政权的兴衰发展。自刘备入蜀至蜀汉政权灭亡的近五十年里，所发生的地方武装叛乱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着不同特点，对此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尚关注不足。   刘备入蜀后，前后或沿用秦汉郡制，或因袭刘焉、刘璋统治时期所置郡，或自设新郡，共有二十七个郡。加上短暂控制的荆州诸郡与北伐战果下的雍州、凉州部分地区，涉及超过三十个郡。   有记载的蜀汉地方武装叛乱的总次数并不算多，在近五十年的国祚中，平均一年不足一次。其中尤以南中地区的越嶲郡、建宁郡最为频发，其他各郡次数分布相对较为均衡，多个郡仅零星一次发生。   蜀汉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刘备入蜀到病故的时期，地方武装叛乱发生总次数最少，第二阶段即诸葛亮治蜀时期最多，第三阶段即后诸葛时代稍有回落。   在第一阶段中，蜀汉政权的北部地区发生次数稍多，南部地区较少，荆州地区亦有发生，较为平均。   在第二阶段中，南部地区是最为频发的地带，北部地区发生减少，荆州归于零。   在第三阶段，北部地区攀升至最高值，南部地区趋于低谷，荆州仍为零。总的来说，荆州地区在失去控制前，地方武装叛乱发生较少。   南北地区在三个阶段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一阶段尚较为平均，尤其是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呈一个相互反转的态势，可发现地方武装叛乱分布的中心存在一个由南向北的转移。   此外为人称道的诸葛治蜀时期，相对的叛乱反而较多，实在耐人寻味，其间的缘由值得分析。   蜀汉政权在踏足荆州前，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经历近二十年的和平时光，刘表能够在荆州做到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而无论是在曹操南下，荆州不战而降，还是当刘备征讨荆南四郡之时，可以说荆州并没有经历大的战火洗礼，统治基本是以一种较为和平的方式进行转接的。   刘备则是以汉室血统自居，并拥护刘琦，得到大量荆州士族的支持。   此外从赤壁战后至建安二十四年吕蒙袭取荆州，章武二年刘备败走猇亭彻底失去荆州，总计不过十余年，较短的统治时间也使得当地诸多矛盾与动乱因素还未激化。   而对荆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刘备更是安抚有加，以至于在与孙吴反目，交战推进至荆州时还能发生。故蜀汉控制下的荆州地方武装叛乱发生较少。   第二阶段地方武装叛乱总数的居高，并非与诸葛治蜀有方的局面相悖，实乃之前历史遗留问题的展现。   主要集中爆发于刘备亡故后南中地区的一干地方武装叛乱，其根源则在于刘备入蜀后，改变汉以来的边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如改行政区划属国为郡，更替南中各郡的太守和官吏，派遣驻军，设立庲降都督等，企图对其内郡化。这是完全不同于刘焉、刘璋时期的政策，且实施过于激进。   三国时期蜀汉治下的地方武装叛乱总数并不多，在近五十年的国祚里见于记载的仅三十五次，是荆、益地区本身历史积淀的稳定繁荣与总体治蜀有方的共同成果。   但刘备入蜀后对南中的一系列改革以及与孙吴的短暂交恶，使得南中不宁，以致诸葛亮不得不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而诸葛从严治蜀的安宁背后，却也因多次北伐，为武装叛乱由南向北转移埋下伏笔。在后诸葛时代，疲于北伐甚至听敌入平，使北境诸郡不堪重负且离心倍增，终使北部诸夷不再安分。   蜀汉这种时段性地区性明显的地方武装叛乱是与孙吴内部如山越宗部长期的不断骚扰是不同的，大部分时间能得到有效抑制。   凡此种种，对于进一步认识蜀汉集团的兴衰发展有一定作用。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就兵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在关注外部国与国军事对抗的同时，对于统治区域内部的地方武装叛乱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也应予以一定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