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要讽刺泰戈尔

1924年泰戈尔访华。5月8日晚，为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北京社会各界在协和大礼堂为泰戈尔举办了一次隆重的祝寿会。鲁迅亦在被邀之列。

1924年5月27日，鲁迅致信胡适：“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之后，遂未再见。”5月8日晚的泰戈尔祝寿大会，胡适是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辞，称泰戈尔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鲁迅所谓“恭聆大论”，即指此。鲁迅称胡适的致辞为“大论”，应无揶揄之意。因为以胡适之名，也名副其实。

显然，鲁迅此时是和欢迎者站在一起的。所以说，鲁迅是泰戈尔在华期间欢迎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且自视“躬逢其盛”，对活动本身并无恶感。他即使有不快，也是针对泰戈尔的欢迎者，而并非针对泰戈尔本人。

泰戈尔后来访华的不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应由中国盲目的欢迎者负主要责任，是他们“捧杀”了泰戈尔。

泰戈尔在华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将其置于神位膜拜，一波波名人蜂拥而至，似乎都要沾点仙气，欢呼的热浪一阵高过一阵，甚至恨不能将他变成中国人，但他一离开中国，围绕着他的烟尘也即迅速散去——泰戈尔并未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而这个不容易改变的中国，却是泰戈尔梦中的天朝之国。而泰戈尔这个理想的中国，却是鲁迅一直致力于改变的不变的中国。他批评泰戈尔和其中国的欢迎者，也是自然而然。

鲁迅讽刺泰戈尔，实际上主要是讽刺那些围绕着泰戈尔的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的绅士雅人，如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泰戈尔犹如一面镜子，在鲁迅目前映出了中国文人的“奴性媚态”，而这种无节操的国民性，是鲁迅弃医从文后，一直激烈批判的。

泰戈尔、白璧德、杜威都是文化翘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总体来看是积极的，但因围着他们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后与鲁迅有过论战，就难逃鲁迅的批判。而这些外国名人或出于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或出于礼节，对中国文化都表示过欣赏。这就引起了鲁迅的警惕，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吃人不见血、“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外国人批判中国文化，他视为同调，而若一个外国人赞美中国文化，他则要怀疑其真实的动机了。因为“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泰戈尔应属于“受了蛊惑”，他虽“可恕”，但蛊惑他的中国人则实在可恶。当然，泰戈尔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其影响，鲁迅不会认同，也不会无视。#涨姿势##历史上的浪花##热门话题创作激励计划#